有過“ 虛驚一場”經曆的“ 疑似癌症患者”都有這樣的感受：天下最讓人感到幸福的事情不是金榜題名、洞房花燭，不是提級晉職、加官晉爵，也不是天降餡餅、彩票中獎，更不是初戀時的柔情蜜意、纏綿悱惻，而是醫生告訴他“ 瘤子檢查的結果—— 是良性的”。但是，如果我們向受檢者告知的是相反的結果呢？

　　與剛剛“ 戴上癌症帽子”的患者談“ 幸福感”自然是荒唐殘酷的，然而，問題在於，我們是不是與此同時也不知不覺地陷入了另一個誤區，認為這個新的癌症患者從此便與幸福無緣，他將從此進入一個被剝奪了幸福感的特殊群體，幸福已經是離他而去的“ 過去時”了。為了不讓他“ 想不開”，受到“ 不良刺激”導致心理失衡，我們還要以極大的善意“ 夥同”患者家屬，既小心地避免在他麵前談及“ 癌症”，也小心地避免談及“幸福”，因為這兩個詞“相克”、“腫瘤患者不宜”。

　　如果有人直截了當地斷言“得了癌症還有甚麼幸福可言”，腫瘤科醫生當然不讚成。但是，在臨床實踐中，我們想到過癌症患者對幸福的權利了嗎？我們為患者創造過享受幸福的機會嗎？我們在課堂上和研究課題中，“ 光顧”過患者的“ 幸福指數”嗎？ 我們在病曆中不乏對患者痛苦的記載，但是是否記載過、關心過患者對幸福的感受和追求呢？

　　我們絕大多數同道對患者是關心的，我們按世界公認的方案，至少按國內的專家共識，實施精細的治療和嚴密的觀察。我們盡可能將腫瘤患者納入我們的一係列調查數據之中，對諸如預期存活時間、治療的反應率、疾病進展時間和死亡率等數據，都進行了嚴格的數理統計。特別是為了判定腫瘤的大小，我們更是煞費苦心，統一規定了用哪些先進器械留下的資料、哪些方法檢測獲得的結果才能被認可。

　　傳統的度量衡器具，醫生隨身攜帶的卡尺、聽診器早已不夠用，電腦的測量已成為核心技術，核素、超微、基因技術已越來越廣泛地被用於腫瘤患者療效的判斷。我們還要以嚴謹的科學精神，記錄患者對化療、放療、靶向治療的毒副作用及其處置。對一個新藥、新治療的承認，也必需來自於通過上述精確的觀察和嚴格的設計而提供的多中心、雙盲資料基礎上的循證醫學結果。

　　總之，我們在“一廂情願”地努力“為患者好”，但是，麵對這種有嚴重缺陷的“好”，患者領情嗎？

　　最近的一項對醫院服務滿意度的調查結果很有意思：住院患者對醫生護士服務的滿意度高於對治療總體和對就醫整體環境的滿意度，二者相差約20個百分點。北京癌症康複與姑息專業委員會去年對癌痛治療現狀的調查也呈現類似的結果：患者對醫護人員服務的滿意度高於對止痛治療效果的滿意度。

　　這個“ 具體肯定，抽象否定”、“ 肯定個體服務，否定整體理念”的調查結果說明，住院患者與長期朝夕相處的醫生護士建立了感情和信任，看到了醫生護士的付出和　　努力，體會到了我們的責任心和善良的願望。這是一個令醫生護士值得欣慰的結果。

　　但是，調查中也發現了不少對當今落後的醫療理念的不滿與抱怨，其中也不乏針砭時弊的冷幽默以及使人啞然失笑又需要深思的調侃：“ 醫生的手藝不錯，治療是成功的，但患者從瞎子變成了跛子”；“醫生是頂尖的，用的是蠻有道理的治療方案，藥也是國際公認的高級藥，就是錢花光了，患者死了”；“我隻有文革的初中文化，現在我才琢磨過味，原來這說明書上的有效率不是治愈率，我不怪醫生，醫生人家確實說的是有效率。患者到死都埋怨我為了治病賣房子，現在我還是住原來的房子，可房主不是　　我了，現在每月得給人交房租，我死的心都有……”“ 就像電視連續劇，醫生導演完每一集，都告訴我們，不要走開，下一集更精彩，但直到最後一集我們才知道，盡管主角很想活，還是死了”；“ 患者住進醫院後，B 超、CT、打針、輸液，一天也沒消停過，醫生的治療不能說不積極，但我總感覺現代醫學隻是延長了癌症患者的死亡過程，並沒有延長他的有效生命”；“得知是晚期癌症後，國外醫生勸我們抓緊時間買張船票去周遊世界，我們責怪他拿生命當兒戲。回國的治療費用遠遠高於旅遊船票，換來的是被延長了的痛苦。

　　現在看來，國外那位醫生對生命的理解和醫生職責的理解更透徹、更現實、更正確”;“隻有侃足球時我才能忘記我的病，看足球是我的最大樂趣和幸福。醫生查房像官樣文章，太程序化了，為什麼隻問哪不舒服，不說說讓人高興的事情，不聊聊昨天的球賽？”。

　　是的，癌症患者，起碼一部分癌症患者即使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仍然在執著地識別、規避醫院、醫生、現行的落後的醫療理念給自己可能造成的傷害；同時，仍然在執著地追求屬於自己的那份幸福。這個幸福可能很壯觀、很宏大，甚至明顯不可能實現也不願放棄，就是要為斯而生，直至為斯而死；這個幸福也許隻需舉手之勞，很小、微不足道，微小到一場球賽、一張照片，乃至一碗媽媽親手做的湯麵。所有這些，都不容我們忽視，因為它們事關患者的幸福感。

　　幸福的存在貴在發現，在醫生有意無意引導下，每天隻盯著自己瘤子大小的患者不容易有幸福感。

　　幸福的靈魂在於追求，在巨額醫藥費重壓之下，因病返貧、抑鬱焦慮、萬念俱灰的患者不容易有幸福感。

　　幸福需要環境的烘托。惡劣的住院環境、難得見到微笑的醫生、沒有隱私與尊嚴的治療，讓患者找不到幸福感。

　　幸福更是一項國策。政府工作報告宣告說，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那麼，我們可不可以宣布，我們醫生，我們腫瘤科醫生所做的一　　切都是“讓癌症患者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呢？

　　幸福可以是一種持久的追求，它重在過程，以致雋永綿長，耗人一生；它也可能隻是短暫的滿足感，轉瞬即逝，永難再現。因此，幸福是一門全方位、講究多元化的學問，它可以洋洋灑灑地寫就一本厚厚的專著，需要我們當作一門專業去學習，因為醫生肩負著提高患者“ 幸福指數”的責任。

　　不隻是中文，即或對英文關於幸福的一大堆同義詞、近義詞，我們也爛熟於心，但是如果把它當作我們為患者服務的內容，當作我們行醫的目的和追求,則不免會有人質疑“我們醫生就是幹這個的嗎”。

　　其實，醫生與匠人的區別就在於前者知道麵對的是生命，後者麵對的是沒有生命的木料和石材。醫生的良知和人文素養應當表現在不隻是簡單地追問患者的“ 生存與存在”，更要追問這是“何種生存、如何存在”。醫學是以善良之心，強健人的身心體魄，提高人的幸福指數為己任的。因此，患者本身的幸福才是醫生的追求和醫學的最終目的。

　　近些年來，隨著“ 惟科學”傾向在醫學中的日益泛濫，再加上市場這隻無形之手的時隱時現，人們紛紛質疑當代醫學的安全性和正當性。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愛因斯坦就對“ 手段日臻完善，目標日趨紊亂”的所謂“科學的進步”，表示了深深的憂慮，他大聲疾呼：“時代病了！”

　　反觀今天的醫學、今天的腫瘤治療，同樣麵臨著“手段日臻完善”，但“目標日趨紊亂”的現狀，我們是不是也要大聲疾呼一聲：醫生的終級目的和追求，應當是、也隻　　能是讓患者生活得更幸福！

　　腫瘤患者可以幸福嗎？答案應該是肯定的。但醫生的能力畢竟有限，我們不能包打天下，不能強迫讓所有腫瘤患者都“被幸福”。我們可以盡我們的綿薄之力，讓我們　　的患者去感受幸福、迎接幸福，把被世俗觀念剝奪了的感受、享受幸福的權利還給我們的患者。腫瘤科醫生應該，也能夠成為腫瘤患者幸福的創造者、引導者、傳遞者。

　　我們的職業要求，首先要活出自己的道德感、生命感和幸福感來，並把我們的活力、我們對生活的瀟灑理解傳遞給患者，這可能是對患者最根本的治療。

　　患者在即將離世時，可能這樣評價我們：我走了，但死而有尊嚴，死而無遺憾，因此，你們的治療是成功的。而且，因有你們這樣的醫生相伴，我還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