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管外科術後心律失常極為常見。術後心律失 常的急性發作或病情加重具有起病急、複雜多變、進展較快的特點，如不能迅速做出正確判斷及時處理， 可引起血流動力學急劇惡化，甚至危及生命。但目前我國心血管外科術後心律失常處理還沒有統一的共識。因此，中國心髒重症心律失常專家委員會特製定此專家共識，以期為臨床治療提供借鑒和指導。

推薦級別與證據等級：由於目前心血管外科術後心律失常相關大規模高質量臨床研究尚十分缺乏，本專家共識多參照專家臨床經驗及一部分循證醫學證據，共識的推薦強度由推薦級別及證據水平組成，推薦級別：Ⅰ類，已證實和(或)一致公認有效;Ⅱ類，有用性和有效性的證據尚有矛盾或存在不同觀點;Ⅱa類，有關證據和(或)觀點傾向於有用和有效;Ⅱb類：有關證據和(或)觀點尚不能充分說明有用和有效;Ⅲ類，已證實和(或)一致公認無用和無效並在有些病例可能有害，不推薦應用。證據水平：證據水平A，資料來源於多項隨機臨床試驗或薈萃分析;證據水平B，資料來源於單項隨 機臨床試驗或多項非隨機試驗;證據水平C，專家共識和(或)小型試驗結果。

1 術後心律失常的病因學

關於心血管外科術後心律失常的流行病學，很難有總體的統計，文獻報道約15%~40%的患者發生室上性心律失常，特別是心房顫動(房顫)[1-3]。室性心律失常較少，約0.41%c~1.40%[4]，多與心肌損傷相關。致心律失常原因很多，心髒外科手術後心律失常的治療前提就是消除這些惡化因素[5]。常見病因:(1)心髒原因(基礎心髒疾病、原有心律失常、心肌缺血或心肌梗死、術中心肌保護不良、心肌再血管化不全等)。(2)電解質失衡(低鉀、高鉀、低鎂)。(3)藥物不良反應(血管活性藥物和抗心律失常藥物的致心律失常作用)。(4)手術損傷。(5) 呼吸問題(氣管插管刺激或位置不當，低氧血症、高碳酸血症、酸中毒，氣胸)。(6)心內導管刺激(肺動脈導管、臨時起搏導管等)。(7)低溫、發熱、焦慮、疼痛、急性胃擴張等。

2 心律失常處理的總體原則

2.1心律失常的評價應從評估心髒功能及血流動力學狀態人手，強調積極去除誘因，糾正基礎疾病狀態，進行危險分層，確定是否有治療的必要性，再決定方案。

2.2應以血流動力學狀態來決定處理原則。血流動力學不穩定時，迅速糾正致血流動力學障礙的心律失常。此時不應苛求完美的診斷流程，而應追求搶救治療的效率，以免貽誤搶救時機。

2.3對於潛在惡性心律失常，應在優先選擇適宜的非藥物治療的基礎上決定如何應用抗心律失常藥物。

2.4衡量抗心律失常治療的臨床獲益與風險比。當心律失常危及生命時，應采取積極措施進行控製，對非威脅生命的心律失常處理，需要更多地考慮治療措施的安全性。

3 緩慢心律失常的治療

3.1Ⅰ類推薦:(1)應盡可能地明確病因、糾正可逆因素(I類推薦，A級證據水平)。(2)對於高危患者，建議術中放置臨時心髒起搏導線(I類推薦，A級證據水平)。(3)患者出現緩慢心室率且術後未放置心外膜起搏導線者，推薦置人臨時心內膜起搏電極(I類推薦，A級證據水平)。(4)心髒手術和經導管主動脈瓣植人術後高度或完全性房室傳導阻滯：應進行為期7天的臨床觀察，以評估心律紊亂是否為短暫性，能否自行消失。但如果發生完全性房室傳導阻滯伴緩慢性逸搏心律，由於自行消失的可能性較低，觀察期可以縮短(Ⅰ類推薦，C級證據水平)。(5)心髒手術和心髒移植後竇房結功能障礙：應進行為期5天至數周的臨床觀察，以評估心律紊亂能否自行消失(I類推薦，C級證據水平)。(6) 對於高度房室傳導阻滯患者，用藥要慎重。禁用β受體阻斷劑、可達龍、鈣拮抗劑、地高辛等藥物(Ⅲ類推薦，C級證據水平)。

3.2Ⅱ類推薦：(1)髒移植後變時性功能不全：在移植後晚期發生變時性功能不全，影響生活質量時，應考慮植人心髒永久起搏器(Ⅱa類推薦,C級證據水平)。(2)竇性心動過緩患者，可以使用阿托品，起始劑量為0.5 mg靜脈注射，必要時重複，總量不超過3.0 mg(Ⅱb類推薦，C級證據水平)。

緩慢性心律失常是心血管外科術後常見的心律失常。由於心動過緩減少了心排血量，體外循環結束後心率需要保持於70~100次/min，以維持血流動力學穩定。增加心率可以提高心肌收縮力和心排血量。心髒瓣膜手術和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CABG)後，約2%~4%患者因完全或高度房室傳導阻滯需要植人永久性起搏器[6-7] 。CABG後，因竇房結功能不全或房室傳導阻滯需要植人永久起搏器的患者占0.8%~3.4%。再次心髒瓣膜手術患者的永久性起搏器植人比例高於初次心髒瓣膜手術患者(7.7% vs 2.0%)[6]。心髒移植患者中，竇房結功能不全較常見，約8%患者需要植人心髒永久起搏器;而房室傳導阻滯發生率相對較少，需要植人永久起搏器的患者約 4.5%[8]。

4 快速心律失常的治療

4.1竇性心動過速

4.1.1Ⅰ類推薦：(1)在竇性心動過速的原因沒有根本糾正之前，不應追求將心率降至正常範圍。要積極治療基礎病變(I類推薦，A級證據水平)。(2)如心排血量滿意，高血流動力狀態可應用β受體阻斷劑(Ⅰ類推薦，A級證據水平)。

尋找並去除引起竇性心動過速的原因，針對病因治療是根本措施[9,10]。當心功能不全時，抗心律失常藥物應謹慎應用。心率增快是每搏輸出量下降時的一種代償機製，以維持正常的心排血量，降低心率會導致循環狀況惡化。控製竇性心動過速不推薦使用與原發疾病救治完全無關的減慢心率的藥物;即使心排血量滿意，使用β受體阻斷劑在降低心率的同時降低血壓作用明顯。

4.2房性期前收縮及房性心動過速

4.2.1Ⅰ類推薦：(1)糾正引起房性期前收縮、房性心動過速的病因和誘因(Ⅰ類推薦，A級證據水平)。(2)臨床上快速房性心動過速伴有嚴重心力衰竭或休克征象，應進行緊急治療，首選同步電複律(Ⅰ類推薦，A級證據水平)。

4.2.2Ⅱ類推薦：(1)術後早期應用鎂劑可以減少房性期前收縮的發生(Ⅱa類推薦，B級證據水平)。(2)臨時右心房起搏采用較快的頻率(超速抑製)也許可參與抑製房性期前收縮，但也有誘發房性心律失常和房顫的作用(Ⅱb類推薦，C級證據水平)。

房性期前收縮是指起源於竇房結以外心房的任何部位的心房激動，是術後常見的一種心律失常。可見於應激、缺氧、心房內壓升高等情況。盡管多為良性，但經常發展成為房顫或心房撲動(房撲)，而且很難預防。短陣房性心動過速如無明顯血流動力學影響，可嚴密觀察。持續房性心動過速的治療策略包括轉複節律或控製心室率;主要取決於心室率的快慢及患者的血流動力學情況。

4.3室上性心動過速(室上速)

4.3.1Ⅰ類推薦:(1)心房超速起搏可以奪獲心房，使心律轉為竇性(Ⅰ類推薦，A級證據水平)。(2)如嚴重影響血流動力學，要進行心髒同步電複律(Ⅰ類推薦，A級證據水平)。

4.3.2Ⅱ類推薦：(1)腺苷作為終止室上速的首選藥物，但需要考慮對竇房結和房室結傳導的抑製作用(Ⅱb類推薦，B級證據水平)。(2)無心力衰竭的患者可以使用維拉帕米或地爾硫罩終止室上速發作(Ⅱb類推薦，B級證據水平)。

室上速在術後並不常見，心率通常在150~250次/min，一旦出現應立即處理，防止對心肌代謝和功能產生不良影響。腺苷對竇房結和房室結傳導有很強的抑製作用，可出現竇性停搏、房室傳導阻滯等緩慢性心律失常;對CABG後、嚴重支氣管哮喘、預激綜合征等患者不宜選用。維拉帕米或地爾硫罩有增加旁道前傳同時減慢房室結傳導的作用，可引起惡性室性心律失常，在旁路前傳的室上速時為禁忌。普羅帕酮(心律平)：對伴有器質性心髒病，尤其是冠心病及心力衰竭者禁忌。胺碘酮僅用於上述藥物無效或不適用時。

4.4房顫和房撲

4.4.1Ⅰ類推薦:(1)心髒外科手術前接受β受體阻滯劑的患者應在術後繼續用藥，以免β受體阻滯作用中斷(Ⅰ類推薦，A級證據水平)。(2)優化體液平衡，維持正常的電解質水平(Ⅰ類推薦，B級證據水平)。(3)評價是否存在所有可糾正的觸發因素並予以治療(Ⅰ類推薦，B級證據水平)。(4)建議 血流動力學不穩定患者采用同步直流電複律。血流動力學不穩定的體征包括重度症狀性低血壓、休克或肺水腫(Ⅰ類推薦，B級證據水平)。(5)對新出現術後房顫(POAF)不足48 h的不穩定患者，應采用同步直流電複律，並可在開始抗凝治療前進行(Ⅰ類推薦，B級證據水平)。(6)對於出現房顫48h後進行複律的不穩定患者，以及無過高出血風險或其他禁忌證的患者，應盡快開始抗凝治療，並持續至少4周(Ⅰ類推薦，B級證據水平)。

4.4.2Ⅱ類推薦:(1)血鉀應該控製在4.0~5.0 mmol/L，補鉀同時適當補充鎂劑對減少POAF的發生具有較好效果(Ⅱ a類推薦，B級證據水平)。(2)嚴重心力衰竭的新發房顫患者，建議應用胺碘酮進行藥物複律(Ⅱ a類推薦，B級證據水平)。(3)尼非卡蘭可有效改善除顫效果，並可降低除顫閾值(Ⅱ a類推薦，B級證據水平)。(4)對於不合並心力衰竭，發生POAF並出現快速心室率的患者，建議采用靜脈給予β受體阻滯劑(如艾司洛爾或美托洛爾)或非二氫吡啶類鈣拮抗劑(地爾硫罩或維拉帕米)的方法實現心率控製(心率≤110次/min) (Ⅱa類推薦，B級證據水平)。(5)對於存在低血壓、心力衰竭的患者，或其他措施不成功或禁忌使用時，靜脈給予胺碘酮可能對控製心率有幫助(Ⅱ a類推薦，B級證據水平)。(6)如果單藥無法控製POAF的心率時，采用諸如β受體阻滯劑或地高辛等聯合使用可能對控製心率有幫助。該方案應根據個體情況決定，並適當調整劑量，避免心動過緩(Ⅱ b類推薦，B級證據水平)。(7)對於存在心力衰竭、左心室功能障礙或低血壓的患者，應考慮靜脈給予地高辛用於POAF的心率控製(Ⅱ b類推薦，B級證據水平)。(8)不合並心力衰竭的術後患者，可以應用伊布利特轉複POAF(Ⅱ b類推薦，B級證據水平)。

房顫或房撲是心髒外科術後最常見的心律失常。房顫在CABG後早期的發生率為15%~40%，心髒瓣膜手術後為37%~50%，在心髒瓣膜置換術+CABG後高達60%，在心髒移植術後為11%~24%[11-13]。房撲、房顫多發於手術後最初的數天，其發作高峰為術後2~3天[14，15]。一項納人4657例患者的前瞻性多中心研究發現術後首次房顫發作多在術後2天，複發多在術後3天，40%以上的患者房顫發作>1次[16]。POAF發作可增加卒中事件[17]、醫療費用[15]、住院天數和死亡率[18]。對術前存在持續性房顫患者應主要采取控製心室率的方法，對伴有血流動力學障礙的房顫患者，可以考慮複律治療。當術後早期反應性交感神經係統興奮 作用消失後，多數的房顫患者在藥物治療後能夠轉複為竇性心律，即使不長期服用藥物也可以維持心律。這和未經心髒手術的患者處理截然不同。因此房顫治療除了預防房顫發生，針對病因和誘因治療外，還主要包括三個方麵：心室率控製、節律控製及防治血栓栓塞。圍術期患者補鉀同時適當補充鎂劑對減少POAF的發生具有較好效果。鉀鎂的電生理作用必須是鉀和鎂進入心肌細胞內才能實現。門 冬氨酸與細胞具有很強的親和力，可作為鎂離子的載體，使鎂離子快速進人細胞內，發揮電生理作用。鎂聯合抗心律失常藥物可以提高房顫的轉複率，並且降低抗心律失常藥物的不良反應。推薦術前使用6 mmol鎂製劑，術後每天一次，持續使用4天[15]。在心髒手術之前和之後都使用β受體阻滯劑比僅在術前或術後使用更有效。β受體阻滯劑在28項(4074例)臨床試驗中有顯著的房顫預防效果[19]。除非有禁忌證，推薦使用β受體阻滯劑預防和治療心髒術後發生的房顫[20]。一項研究納人42例持續性房顫，電除顫無效患者;另一項研究納人24例血流動力學惡化的持續性房顫，電除顫無效患者，均觀察單次負荷劑量靜脈注射尼非卡蘭後，再次行電 除顫的治療效果。研究結果顯示，尼非卡蘭可有效改善除顫效果，除顫轉複率75.0%~92.9%，並可降低除顫閾值[21，22]。不合並心力衰竭的術後患者，可以應用伊布利特轉複POAF[23-25]。對於POAF患者，建議進行規範抗血栓藥物治療[26]。

4.5室性期前收縮、室性心動過速(室速)

4.5.1Ⅰ類推薦：(1)應首先識別是否存在血流動力學障礙並及時糾正。血流動力學不穩定的室速應按心室顫動(室顫)處理，進行心肺複蘇並及早電複律(Ⅰ類推薦，A級證據水平)。(2)要明確有無誘發因素，積極治療基礎疾病，糾正電解質、內環境紊亂等誘因(Ⅰ類推薦，A級證據水平)。(3)合並血運重建不充分的患者必要時可考慮行主動脈內球囊反搏和急診再灌注治療[27](Ⅰ類推薦，A級證據水平)。(4)CABG後血運重建不充分的患者可合並頻發室性期前收縮和短陣室速。給予合適的灌注壓力、抗血小板治療及β受體阻滯劑是降低惡性室性心律失常的有效措施(Ⅰ類推薦，B級證據水平)。(5)發生尖端扭轉型室速(TdP)的患者，首要措施是尋找並停用一切可以引起QT間期延長的藥物(Ⅰ類推薦，B級證據水平)。(6)血流動力學穩定的單形室速也可首先使用抗心律失常藥如胺碘酮或尼非卡蘭(Ⅰ類推薦，B級證據水平)。

4.5.2Ⅱ類推薦：(1)對於術後左心室功能不全、新發心肌梗死、缺血發作的多發室性期前收縮，用藥物控製可能有益(Ⅱa類推薦，B級證據水平)。(2)室性期前收縮、短陣室速影響血流動力學時，在積極處理原發病和誘因的同時，可考慮使用抗心律失常藥物，但須避免使用ⅠC類和鈣拮抗劑等抗心律失常藥物(Ⅱa類推薦，B級證據水平)。(3)補充鎂劑可以終止旁路傳導，減少室性異位心律失常(Ⅱa類推薦，C級證據水平)。

心髒外科術後新出現的室性期前收縮反映了術中心肌保護較差、心肌缺血或梗死，預示可能發生嚴重的室性心律失常。應尋找並糾正可能存在的病因及誘因，尤其是低血鉀;某些患者需要血清鉀濃度4.5~5.0 mmol/L才能消除室性期前收縮，以預防發生影響血流動力學的持續性室性心律失常[28,29]。單發室性期前收縮常為良性、自限性，並不預示嚴重的、危及生命的心律失常，但24 h內室性早搏負荷占總心搏的15%~25%以上時可能導致左心室功能受損[30]。左心室收縮功能減低(左心室射血分數<35%)患者中出現持續室性心律失常時需要進一步評估和治療。

術前由心肌缺血引起的室速，缺血區域完全再血管化後能改善[31’32]。持續性室速/室顫往往提示患者較差的近期和遠期預後，其住院期間死亡率為20%~50%，複發率為40%，20%的患者在術後24個月內發生心因性死亡[28,33]。在急性心力衰竭過程中，患者對室速很可能難以耐受，應盡早電複律[29]，不應嚐試藥物終止心律失常。對於血液動力學不穩定的心律失常，在室性或室上性心律失常難以明確時，電複律是合適的[27]。胺碘酮為治療結構性心髒病持續性室速最有效的藥物，但迅速經中心靜脈給藥會引起低血壓，因此用藥時要嚴密監測生命 體征。新型Ⅲ型抗心律失常藥尼非卡蘭通過主要阻斷Ⅰ Kr，延長心房和心室肌細胞的動作電位時程和有效不應期，發揮其抗心律失常作用。文獻報道尼非卡蘭可有效終止室速[34,35]。若持續性單形性室速蛻變為室顫應立即行非同步模式除顫。室顫轉複後靜脈應用胺碘酮比利多卡因的生存率高。TdP其機製為早期後除極化，是一種觸發活動，在應用Ⅰ A和Ⅲ型抗心律失常藥尤其是低鉀血症時易觸發。其他藥物如三環類抗抑鬱藥、甲氧氯普胺、氟呱利多、大劑量氟呱啶醇(> 35 mg/d)也可導致TdP。對獲得性QT間期延長合並TdP不推薦使用任何抗心律失常藥。心髒術後左心室收縮功能正常且無症狀的非持續性單形性室速患者，長期預後通常較好，無需進行電生理檢查。埋藏式心髒複律除顫器(ICD)無助於改善這類患者的預後。

4.6室顫/無脈性室速

4.6.1Ⅰ類推薦:(1)盡早進行規範的心肺複蘇(CPR)。高質量的CPR是搶救成功的重要保障(Ⅰ類推薦，A級證據水平)。(2)常規CPR無效，複蘇時收縮壓 <60 mmHg(1 mmHg=0.133 kPa)和(或)舒張壓<20 mmHg，或考慮心包填塞或出血，建議緊急開胸，5min之內完成(Ⅰ類推薦，B級證據水平)[36]。

4.6.2Ⅱ類推薦：(1)對CPR、電除顫和腎上腺素無效時，可快速靜注胺碘酮，之後再次電除顫(Ⅱb類推薦，B級證據水平)。(2)在無胺碘酮或上述藥品有禁忌時，可用利多卡因(Ⅱb類推薦，C級證據水平)。

室顫/無脈性室速搶救的關鍵在於盡早電除顫。一旦取得除顫器，應立即以予最大能量(雙相波200 J，單相波除顫器360 J)非同步直流電除顫，除顫後立即重新恢複CPR，直至5個周期的按壓與通氣後核實心律，確定是否需要再次除顫。CPR和早除顫是首要任務，第二位才是用藥，在心髒驟停的治療中，沒有很強的證據支持使用的藥物。當至少1次除顫和2 min CPR後室顫/無脈室速仍持續時，可給予靜脈應用腎上腺素，1 mg/次，每3~5 min重複一次。當室顫/無脈室速對CPR、除顫和腎上腺素治療無效時，在持續CPR下可考慮給予胺碘酮300 mg或5 mg/kg葡萄糖溶液稀釋後快速靜脈注射，使藥物盡快到達中心循環。靜脈注射胺碘酮後應再次以最大電量除顫。如循環未恢複，可再追加一次胺碘酮，150 mg或2.5 mg/kg + 20 ml 5%葡萄糖快速靜脈注射。注射用鹽酸尼非卡蘭所批準適應證為“其他藥物無效或不能使用的危及生命的室速、室顫”，對於發生室速/室顫電風暴，可靜脈注射尼非卡蘭(負荷劑量+維持劑量)進行治療[37,38]。如果沒有或不能用胺碘酮，可用利多卡因，初始劑量為1.0~1.5 mg/kg靜脈注射。如果室顫/無脈室速持續，每隔5~10 min後可再用0.5~0.75 mg/kg靜脈注射，直到最大量為3mg/kg。室顫或室速終止後，應采用CPR指南中複蘇後處理的措施維持患者的穩定，並對心髒驟停的可 逆原因及因素進行處理，包括糾正組織缺氧、電解質紊亂、心功能衰竭及血運重建不充分。

4.7室速/室顫電風暴

4.7.1Ⅰ類推薦:(1)病因治療是及時終止和預防室速電風暴再發的基礎，如電解質紊亂、血運重建不充分等(Ⅰ類推薦，A級證據水平)。(2)在室速電風暴發作期，必須盡快對每一次有血液動力學障礙的室顫/室速發作進行電複律，其中對於室顫、無脈搏型室速、多形性室速等患者更為重要[39](Ⅰ類推薦，A級證據水平)。(3)β受體阻滯劑與胺碘酮聯用可提高電風暴患者心律穩定性[40]。對於已經口服β受體阻滯劑的室速/室顫電風暴患者可同時靜脈應用β受體阻滯劑減少電風暴的發生(Ⅰ類推薦，B級證據水平)[41,42]。

4.7.2Ⅱ類推薦：(1)室速電風暴時，胺碘酮可終止心律失常發作，更重要的是預防複發。但胺碘酮充分發揮預防作用需要數小時甚至數天時間(Ⅱa類 推薦，B級證據水平)[26]。(2)抗心律失常藥物聯合治療：可以聯合使用β受體阻滯劑和胺碘酮、胺碘酮和利多卡因。每種藥物的劑量可按單獨使用時應用。在心律失常控製後，首先減利多卡因，胺碘酮可逐漸過渡到口服治療(Ⅱa類推薦，C級證據水平)[26]。(3)應給予充分的鎮靜鎮痛，呼吸機輔助呼吸。必要時采用淺低溫(中心溫度35℃)療法，降低心肌氧耗(Ⅱb類推薦，C級證據水平)。

室速/室顫電風暴是指24 h內發生2次或2次以上室速或室顫，需抗心動過速起搏(ATP)或電複律/除顫治療[43]。病因治療是及時終止和預防室速電風暴再發的基礎。如圍術期心肌梗死患者伴室速電風暴，及時再灌注治療是控製心律失常的基礎，必要時應考慮行主動脈內球囊反搏及其他心髒輔助裝置。

共識製定主持：張海濤(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髒外科ICU)

共識製定執筆：李白翎(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心髒大血管外科ICU);周宏豔(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髒外科ICU);杜雨(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髒外科ICU);曹芳芳(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髒外科ICU)

成人心血管外科術後心律失常治療專家共識製定組成 員(按姓氏拚音排序)：曹芳芳(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髒外科ICU);曹舸(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心胸外科ICU);晁彥公(清華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華信醫院急診”CU);陳偉新(深圳孫逸仙心血管醫院重症醫學科);陳子英(河北醫科大學第二醫院心髒外科);陳祖君(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髒外科ICU);諸銀平(山西省人民醫院心髒外科);丁盛(成都市軍區陸軍總醫院SICU);董念國(武漢協和醫院心髒外科);董嘯(南昌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心胸外科);杜雨(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髒外科ICU);馮曉東(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心髒外科);穀天祥(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心髒外科);郭建華(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心髒外科SICU);韓宏光(沈陽軍區總醫院心髒外科ICU);洪軍(浙江省人民醫院重症醫學科);侯曉彤(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安貞醫院心髒外科ICU);胡亞蘭(鄭州市第七人民醫院，鄭州市心血管病醫院重症醫學科);黃曉波(電子科技大學臨床醫學院四川省人民醫院重症醫學中心);紀洪生(山東省立醫院外科ICU);賈士傑(北京安貞醫院SICU);李白翎(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心髒大血管外科);李丹(吉林大學第二醫院心血管外科);李培軍(天津市胸科醫院ICU);林柏鬆(吉林大學第三醫院心髒外科);林玲(浙江大學邵逸夫醫院ICU);劉彬(亞洲心髒病醫院心髒外科ICU);劉宏生(山東濟寧醫學院附屬醫院心髒ICU);劉誌剛(天津泰達國際心血管病醫院外科部);羅哲(複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心髒大血管外科ICU);孟樹萍(河南省人民醫院心髒外科ICU);寧波(解放軍空軍總醫院重症醫學科);龐昕焱(山東省齊魯醫院心髒外科ICU);申紅亞(鄭州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心血管外科重症監護室);沈振亞(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心髒外科);師桃(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院心髒外科ICU);史嘉偉(華中科技大學附屬協和醫院心髒外科ICU);宋先榮(河南省胸科醫院心髒外科ICU);唐白雲(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心髒外科ICU);吳海衛(南京軍區南京總醫院心胸外科);吳明營(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同仁醫院心血管中心);武衛東(山西大醫院重症醫學科);謝波(上海交通大學附屬仁濟醫院心髒外科ICU);熊衛萍(廣東省人民醫院心血管研究所心髒外科ICU);許衛江(武漢亞洲心髒病醫院心髒外科ICU);楊謙(廈門市心血管病醫院心髒外科);楊蘇民(青島大學附屬醫院心髒外科);葉明(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二院重症醫學科);於丁(河北醫科大學第二醫院心髒外科);於湘友(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重症醫學科);張海濤(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髒外科ICU);張傑(南京大學醫學院附屬鼓樓醫院ICU);張誌成(海軍總醫院ICU);章渭方(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外科ICU);趙榮(第四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心血管ICU);周飛虎(解放軍醫院重症醫學科);周宏豔(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髒外科ICU)

■參考文獻

Maisel WH, Rawn JD, Stevenson WG. Atrial fibrillation after cardiac surgery. Ann Intern Med, 2001, 135: 1061-1073.

Echahidi N, Pibarot P, O'Hara G, et al. Mechanism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atrial fibrillation after cardiac surgery. J Am Coll Cardiol, 2008, 51: 793-801.

Pavri BB, O'Nunain SS, Newell JB, et al. Prevalence and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atrial arrhythmias after orthotopic cardiac transplantation. J Am Coll Cardiol, 1995, 25: 1673-1680.

Sapin PM, Woelfel AK, Foster JR. Unexpected ventricular tachyarrhythmias soon after cardiac surgery. Am J Cardiol, 1991, 68: 1099-1100.

Robert M. Bojar. Manual of perioperative care in adult cardiac surgery. fifth Edition.

Aeger FJ, Trohman RG, Brener S, et al. Permanent pacing following repeat cardiac valve surgery. Am J Cardiol, 1994, 74: 505-507.

Brodell GK, Cosgrove D, Schiavone W, et al. Cardiac rhythm and conduction disturbance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mitral valve surgery. Cleve Clin J Med, 1991, 58: 397-399.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ESC)1; European Heart Rhythm Association (EHRA), Brignole M, et al. 2013 ESC guidelines on cardiac pacing and cardiac resynchronization therapy: the task force on cardiac pacing and resynchronization therapy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ESC). Develop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European Heart Rhythm Association (EHRA). Europace, 2013, 15: 1070-1118.

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學分會，中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心律分會， 中國醫師協會循證醫學專業委員會，等.心律失常緊急處理專家 共識.中華心血管病雜誌，2013, 41: 363-376.

Page RL, Joglar JA, Caldwell MA, et al. 2015 ACC/AHA/HRS guideline for the management of adult patients with supraventricular tachycardia: executive summary: a report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Task Force o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and the Heart Rhythm Society. J Am Coll Cardiol, 2016, 67: 1575-1623.

黃從新，張澍，黃德嘉，等.心房顫動：目前的認識和治療建 議-2015.中華心律失常學雜誌，2015, 19: 321-384.

Creswell LL, Schuessler RB, Rosenbloom M, et al. Hazards of postoperative atrial arrhythmias. Ann Thorac Surg, 1993, 56: 539-549.

Pavri BB, O'Nunain SS, Newell JB, et al. Prevalence and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atrial arrhythmias after orthotopic cardiac transplantation. J Am Coll Cardiol, 1995, 25: 1673-1680.

Zaman AG, Archbold RA, Helft G, et al. Atrial fibrillation after coronary artery bypass surgery: a model for preoperative riskstratification. Circulation, 2000, 101: 1403-1408.

Aranki SF, Shaw DP, Adams DH, et al. Predictors of atrial fibrillation after coronary artery surgery. Current trends and impact onhospital resources. Circulation, 1996, 94: 390-397.

Mathew JP, Fontes ML, Tudor IC, et al. A multicenter risk index for atrial fibrillation after cardiac surgery. JAMA, 2004, 291: 1720-1729.

Mathew JP, Parks R, Savino JS, et al. Atrial fibrillation following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 surgery: predictors, outcomes,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Multicenter study of perioperative ischemia research group. JAMA, 1996, 276: 300-306.

Almassi GH, Schowalter T, Nicolosi AC, et al. Atrial fibrillation after cardiac surgery: a major morbid event? Ann Surg, 1997, 226: 501-511.

Crystal E, Garfinkle MS, Connolly SS, et al. Interventions for preventing post-operative atrial fibrillation in patients undergoing heart surgery.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04, (4): CD003611.

January CT, Wann LS, Alpert JS, et al. 2014 AHA/ACC/HRS guideline for th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a report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Task Force on practice guidelines and the Heart Rhythm Society. J Am Coll Cardiol, 2014, 64: e1-76.

Hayashi M, Tanaka K, Kato T, et al. Enhancing electrical cardioversion and preventing immediate reinitiation of hemodynamically deleterious atrial fibrillation with class III drug pretreatment. J Cardiovasc Electrophysiol, 2005, 16: 740-747.

Frendl G, Sodickson AC, Chung MK, et al. 2014 AATS guideline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of perioperative atrial fibrillation and flutter for thoracic surgical procedures.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4, 148: e153-193.

PatsilinakosS, ChristouA, Kafkas N, et al. Effect of high doses of magnesium on converting ibutilide to a safe and more effective agent. Am J Cardiol, 2010, 106: 673-676.

伊布利特臨床應用中國專家共識(2010).中國心髒起搏與心電生 理雜誌，2011, 251-11.

Gillinov AM, Bagiella E, Moskowitz AJ, et al. Rate control versus rhythm control for atrial fibrillation after cardiac surgery. N Engl J Med, 2016, 374: 1911-1921.

Priori SG, Blomstrom-Lundqvist C, Mazzanti A, et al. 2015 ESC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ventricular arrhythmias and the prevention of sudden cardiac death: the task force for th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ventricular arrhythmias and the prevention of sudden cardiac death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ESC). Endorsed by: Association for European Paediatric and Congenital Cardiology (AEPC). Eur Heart J, 2015, 36: 2793-2867.

Morrison LJ, Deakin CD, Morley PT, et al. Part 8: Advanced life support: 2010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on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and emergency cardiovascular care science with treatment recommendations. Circulation, 2010, 122(16 Suppl 2): S345-421.

Mazzanti A. "Ten Commandments" of 2015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ventricular arrhythmias and the prevention of sudden cardiac death. Eur Heart J, 2015, 36: 2759.

Pedersen CT, Kay GN, Kalman J, et al. EHRA/HRS/APHRS expert consensus on ventricular arrhythmias. Europace, 2014, 16: 1257-1283.

Topol EJ, Lerman BB, Baughman KL, et al. De novo refractory ventricular tachyarrhythmias after coronary revascularization. Am J Cardiol, 1986, 57: 57-59.

Sapin PM, Woelfel AK, Foster JR. Unexpected ventricular tachyarrhythmias soon after cardiac surgery. Am J Cardiol, 1991, 68: 1099-1100.

Smith RC, Leung JM, Keith FM, et al. Ventricular dysrhythmia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 surgery: incid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tic importance. Study of Perioperative Ischemia (SPI) Research Group. Am Heart J, 1992, 123: 73-81.

Pinto RP, Romerill DB, Nasser WK, et al.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frequent premature ventricular complexes and nonsustained ventricular tachycardia after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 surgery. Clin Cardiol, 1996,19: 321-324.

Deakin CD, Nolan JP, Soar J, et al. European Resuscitation Council guidelines for resuscitation 2010: section 4. Adult advanced life support. Resuscitation, 2010, 81: 1305-1352.

Truhlar A, Deakin CD, Soar J, et al. European Resuscitation Council guidelines for resuscitation 2015: section 4. Cardiac arrest in special circumstances. Resuscitation, 2015, 95: 148-201.

Amino M, Yoshiokak, Deguchi Y, et al.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use of intravenous amiodarone and nifekalant for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in Japan. J Arrhyth, 2014, 30: 180-185.

Comparison of nifekalant and amiodarone for resuscitation after cardiopulmonary arrest due to shock-resistant ventricular fibrillation. Critical Care, 2011, 15 (Suppl 1)： 291.

Verma A, Kilicaslan F, Marrouche NF, et al. Prevalence, predictors, and mortality significance of the causative arrhythmia in patients with electrical storm. J Cardiovasc Electrophysiol, 2004, 15: 1265-1270.

Nademanee K, Taylor R, Bailey WE, et al. Treating electrical storm : sympathetic blockade versus advanced cardiac life support-guided therapy. Circulation, 2000, 102: 742-747.

Deneke T, Lemke B, Mugge A, et al. Catheter ablation of electrical storm. Expert Rev Cardiovasc Ther, 2011, 9: 1051-1058.

Brodine WN, Tung RT, Lee JK, et al. Effects of beta-blockers on implantable 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 therapy and survival in the patients with ischemic cardiomyopathy (from the Multicenter Automatic Defibrillator Implantation Trial-II). Am J Cardiol, 2005, 96: 691-695.

胺碘酮抗心律失常治療應用指南(2008).中華心血管病雜誌，2008, 36: 769-777.

[48] Della Bella P, Baratto F, Tsiachris D, et al. Management of ventricular tachycardia in the setting of a dedicated unit for the treatment of complex ventricular arrhythmias: long-term outcome after ablation. Circulation, 2013, 127: 1359-1368.

Neumar RW, Shuster M, Callaway CW, et al. Part 1: Executive summary: 2015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guidelines update for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and emergency cardiovascular care. Circulation, 2015, 132(18 Suppl 2): S315-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