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上海市高血壓研究所王繼光教授赴美接受WebMD（國外健康網站）的視頻專訪，探討非歐美人群的血壓管理及其心腦血管疾病相關風險。在高血壓流行情況的“中國特色”中，“高鈉低鉀”與中國人群高血壓及心腦血管疾病的相關性，是最受關注的議題，截至發稿時，已有數萬人登錄網站，收看此次采訪視頻。

　　我們就此話題采訪到王繼光教授，進一步深入探究以下問題，中國人群的高血壓患病有何特點？其病理生理機製與西方高血壓患者有何不同？如何改善？

　　高鈉低鉀與高血壓的“中國特色”

　　在西方國家，冠心病和腦卒中比例約為5:1；在中國，則恰好相反。上述差異與我國人群的生活方式和飲食習慣關係密切，其中最為突出的，是飲食中的鈉/鉀比例。國人的鈉/鉀比例遠遠高於西方人群，甚至可高出4倍。

　　中國人群的鈉/鉀比例偏高，使得國人的高血壓特點形成——即容量性高血壓，後者又與中國人群的血壓管理策略相關。

　　例如，美國醫生處方利尿劑的風險較小，經治者發生低鉀血症的幾率較小；但即使聯用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製劑（ACEI）或血管緊張素Ⅱ受體拮抗劑（ARB），仍有逾一成左右患者需要藥物補鉀；老年人中的藥物補鉀率更高。王教授認為，大量利尿劑應用於中國人群並不可取，相關低鉀血症風險較大，可增加心源性猝死、糖代謝紊亂等問題發生。針對中國人群的容量性高血壓特點，醫生應更多選用鈣通道阻滯劑等擴血管藥物。

　　長期以來，鈉、鉀與血壓的關係一直被“割裂開來”研究，限鹽和補鉀的重要性被分別提及。在學術界，限鹽有益的機製被更多關注，而補鉀的獲益機製卻很少被真正問及。

　　動物試驗可以容易地模擬出低鉀的危害，其結果十分明確。但低鉀與人群疾病事件的關係，需要進行更多研究揭示，尤其是需要在中國人群中開展更多研究。

　　鉀是血液中高度穩定的電解質。細胞膜內外合理、穩定的鉀/鈉濃度差保障了人體細胞正常的興奮性、自律性；不合理的濃度差增加了心律失常、血管痙攣以及猝死風險。與上述低鉀所致的心血管疾病風險相比，相對來說，低鉀相關糖代謝紊亂對個體而言是個“小問題”，但對整體人群來說，則是“大問題”，值得關注。

　　低鉀是否直接與我國最常見的高血壓並發症腦卒中有關？相關研究數量較少。開展此類研究比較困難，主要原因是難以精確計算出鉀鹽的攝入量。目前通常用尿液中排泄量來間接推斷鈉、鉀攝入量，後者則受到腎功能影響；問卷調查和飲食結構分析等方法也隻能作粗略估計。前瞻性研究的開展則更加困難。王教授團隊已經在六千人的人群樣本中收集了24小時尿樣，將在未來3~5年間進行一係列的相關前瞻性研究。

　　中國人為何低鉀？

　　西方有學者質疑，中國人群的“菜籃子”豐富，即蔬菜攝入量並不低，人群水平的低鉀現象從何而來？近年來，王教授開始關注這個問題並找到了答案——不同國家的主食構成與該地區人群血鉀直接相關。

　　中國和歐美國家人群的主食分別為饅頭和土豆，後者含鉀量很大。過去“紅薯”被國人青睞，可能彼時中國人的血鉀水平會略高於當下。在肉類攝入的選擇方麵，吃牛肉好還是吃豬肉好？可能這對大多數人不是問題，問題是兩者含鉀量確有不少差異，牛肉含鉀量很高，而豬肉含鉀量相對較低。上述兩個顯著不同的飲食習慣，或直指中外人群的血鉀水平差異。

　　換個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如果不是“自然地”從飲食中獲取更多的鉀，而由人為添加，效果怎樣？

　　近十年間，美國強製性在食鹽中添加鉀——即所謂的“鉀鹽”——對增加體內鉀含量有所裨益，但王教授認為，鉀的主要攝入途徑仍為食物。

　　中國人如何淡口味？

　　“不吃鹽，鈉就不‘高’”這是很淺顯的道理，但每個人的口味在嬰幼兒時期開始形成，形成良好的飲食習慣並非易事。王教授強烈建議1歲以內新生兒不攝入鈉鹽。在幼兒園階段，幼兒應盡可能地不從家庭飲食中攝入鹽，幼兒園則應強製采取低鹽飲食。在頭三年遠離鹽，維持“淡口味”飲食習慣，可獲益一生。

　　“限鹽勺”的發放並不能解決問題，“重口味”的人群仍然會在用餐時多放幾勺鹽。發放“鹽勺子”的群體行為改變不了國人的飲食習慣，可能事倍功半。

　　鹽的隱性來源十分廣泛，我們通常飲之無味的礦泉水，也含有不少鈉鹽，以此增加礦泉水的醇厚口感、從而帶動其銷量增長；此外，目前國內大多食堂、餐廳、酒店的用鹽量不受限製；一些受到中國人群青睞的包裝食品，如烤鴨、香腸等鈉鹽含量極大；日常生活中常用的醬油（主要成分為氯化鈉）以及味精和雞精（主要成分為氨基酸鈉鹽），也是鹽“額外攝入”的重要來源。

　　限鹽工作的開展需要國家法律支持，製定相應的法規加以配合，具體可先從以下兩點實施：食鹽製造業適當添加鉀鹽，從而增加鉀的攝入，也有助於適當減少鈉攝入量；所有加工食品清晰標注含鹽量，並像標示“吸煙有害健康”一樣標示“過量攝入鈉鹽有害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