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很多人而言，2015年5月17日是個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日子，但對於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高血壓防治工作的人而言，這個日子是鮮活的，因為5月17日是世界高血壓日。在這樣特別的一個日子裏，讓我們走近一位在高血壓防治領域做出卓越貢獻的專家——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心血管病醫院劉力生教授。【點此查看最新高血壓管理專題】

　　作為我國高血壓防治事業的開創者、先驅者之一，劉力生和高血壓打了一輩子交道，也習慣了不斷給自己加壓：從臨床治療到主持大規模科學研究，從探索新治療方法到大力倡導社區防治，從全國聞名的心血管病醫院副院長，到成為首次出任世界高血壓聯盟主席的中國人。不同的事業軌跡、人生曆程，都指向同一個圓心：高血壓防治。

　　劉力生教授

　　“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在發揮餘熱，而是在探索新途徑。隻要你認定了方向，就一定能走出一條路來。”說這話時，劉力生目光炯炯有神。雖然已年過8旬，劉力生依然堅持每天早上8:30之前趕到位於北京西四環外的北京高血壓聯盟研究所辦公室。在那間不太寬敞卻十分明亮的房間裏，她繼續朝著自己看準的方向——高血壓防治前行。

“小大夫”的從醫之路

　　劉力生走上從醫之路，似乎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父親是老協和畢業生，家中的7兄妹中多有從醫者。孩提時代的劉力生和小夥伴們玩耍時，最喜歡的就是給人“開方子”。她也因此得了一個“小大夫”的頭銜。

　　1930年，兩歲的劉力生隨父母遷往南京。在家開設了私人診所的父親有個雷打不動的規矩：給窮人看病不收錢。這給兒時的劉力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父親從不在意個人錢財，他常常告誡子女，待人要寬厚”。抗日戰爭爆發後，日軍從上海登陸。劉力生一家在戰亂中輾轉撤離到內地。

　　1940年，隨父母內遷至重慶的劉力生考上了重慶南開中學。南開校長、著名的教育家張伯苓“振興中華必須靠教育”的理念，讓年幼的劉力生對學習充滿了極大興趣。她不知疲倦地在昏黃的豆油燈下、發黃的麻草紙上認真學習。考入協和、立誌從醫成為劉力生給自己定下的第一個人生目標。

　　1946年，劉力生考取了專為將來考協和醫學院設立的北京燕京大學特別生物係（即醫預係）。燕園裏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雙重熏陶促使她迅速成長，當年她就獲得了金鑰匙獎。1947年，劉力生轉到上海聖約翰大學就讀。一年後，她又轉回北京燕京大學醫預係，為迎接協和醫學院的考試做準備。

　　1949年，劉力生如願以償地考入協和醫學院，5年後完成學業，實現了自己當一名醫生的夙願。

“一個人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

　　1956年，劉力生分配到北京黑山扈解放軍胸科醫院。在那裏，她得到了朱貴卿、黃宛等協和老專家的指導。黃宛教授的教誨讓劉力生至今記憶猶新：“臨床好像一座礦，臨床工作者好比去采礦一樣，從臨床實踐中發現的問題就有可能通過進一步研究總結出新的規律，關鍵在於用心去觀察和發現問題。”

　　即使是在兩年後調入新成立的阜外心血管病醫院工作，劉力生依然保持著在臨床中用心捕捉每個細節的習慣。

　　風華正茂的劉力生教授

　　在長期的工作中，劉力生漸漸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落在了高血壓防治上。在當時的阜外心內科，救治複雜的心血管疾病是重中之重，高血壓並不是學科的主攻方向，但老一輩醫生已開始認識到：“高血壓在發達國家是常見病、多發病，等到中國發展了，高血壓遲早要成為一個大問題。”因此，1958年全國第一屆心血管會議在西安召開時，製定我國高血壓診斷標準和開展全國血壓普查的問題就被提了出來。

　　“讓高血壓低頭、讓腫瘤讓路”，大躍進期間，受社會大環境影響，醫學界也提出了不少激動人心的口號。回首曆史，劉力生說，雖然口號有些激進，但也反映了當時高血壓防治工作已經受到了重視。

　　那時阜外醫院和中科院心理所專家一起，嚐試進行“高血壓綜合快速療法”，即注重發揮病人的主觀能動性，讓病人知曉高血壓防治知識，樹立對疾病的正確態度。“醫生是治人不隻是治病，要從病人的心理、生理、精神狀態多方麵綜合考慮。”劉力生回憶說，一年多的時間裏，阜外醫院心內科收了幾十批病人，給病人講大課、教病人練氣功，效果很是不錯。

　　“文革”期間，劉力生被派到湖北農村，隨後又到北京首鋼接受工農兵再教育。即使是在困難之中，劉力生也從未忘記自己作為一名醫生的責任。在首鋼，她和小分隊裏的同事們一起，對全廠工人進行了血壓普查，對患者進行用藥指導以控製病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個人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 1980年，劉力生獲世界衛生組織獎學金，到美國伯明翰阿拉巴馬大學高血壓研究所學習。當她學成歸國時，帶回來的不是美國先進的家用電器，而是幾窩用於科研的特殊老鼠——純種高血壓大鼠。這些老鼠世代都是高血壓“患者”，且都會中風猝死，是當時國內高血壓研究最為緊缺的實驗動物。

　　1982年，劉力生和同伴一起，建立了我國第一個純種高血壓動物模型培養基地。1997年，她又與德國專家合作組建了阜外醫院“中德聯合分子醫學實驗室”。在醫院領導支持下，劉力生又主持創建了阜外醫院高血壓研究室，並長期擔任高血壓研究室的主任。先後擔任過阜外醫院心內科主任、副院長的她，培養的碩士生、博士生以及博士後達40多名。

“隻要走得對，就無可畏懼”

　　“由劉力生教授主持在中國高血壓人群中開展的多項臨床試驗——PATS(卒中後降壓治療研究)、CAST(中國阿司匹林治療急性缺血性腦卒中臨床試驗)、Syst-China(中國老年收縮期高血壓試驗)，以及FEVER(非洛地平減少心腦血管並發症研究)等，為全球高血壓防治提供了循證依據，使人們對高血壓及相關疾病的認識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對歐洲乃至全世界高血壓的醫療事業作出了貢獻。”在2008年國際高血壓學會和歐洲高血壓年會上，歐洲高血壓學會主席、法國Pompidou醫院Laurent教授代表學會向劉力生頒發了歐洲高血壓學會榮譽會員證書。

　　自1986年起，劉力生首先在國內開展大規模多中心前瞻性臨床研究，領導的多項臨床試驗結果被國內外高血壓和相關指南所引用。

　　她還先後主持了國家“七五”、“八五”、“九五”國家科技攻關項目，其中“老年收縮期高血壓治療研究（Syst-China）”於1995年獲衛生部科技進步二等獎和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該研究文章曾連續多年成為我國被國外引用次數最多的文章之一。“中國心髒病研究-Ⅰ（CCS-1）”的病例數近15000例，於2000年獲衛生部科技進步一等獎和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上世紀80年代，為了開展大規模臨床試驗研究，劉力生四處奔走，積極爭取科研經費。當時，大規模臨床試驗尚未受到相關部門足夠的重視。一個大雪紛飛的冬日，剛剛到多個部門遞交了項目申請書的劉力生，拖著疲憊的步伐走出大門，一不留神竟摔倒在雪地上。盡管阻礙重重，但她認定，“隻要走得對，就無可畏懼。”

　　比起經費匱乏、人手緊張等現實問題，因長期閉門造車導致的遠遠落後於國際水平的學術差距，更讓劉力生憂心。她曾打算就“輕型高血壓的自然病程”開展研究，並希望得到國際學術組織的支持。但外國專家卻給她潑了一盆冷水：“國際上已經證明輕型高血壓需要治療，因此不可能再研究其自然病程這個問題了。”而因為缺乏對開展大規模臨床試驗規範方法的了解，中國學者進行的研究很難在國際知名學術期刊獲得發表。

　　“當你沒有躋身國際行列時，都不知道該做些什麼。”外國專家的回答，刺痛了劉力生的心，“中國在開展大規模臨床試驗上，有著自己的優勢。中國人也要發出自己的聲音。”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起，劉力生帶領科研人員積極參加國際臨床協作研究，已完成或正在承擔的多項國際臨床試驗課題，使我國臨床試驗與國際接軌，為高血壓及心血管病臨床治療循證醫學作出我國應有的貢獻。

　　在與國際合作中，劉力生不斷學習，汲取經驗，培養人才，設計、完成了擁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大規模臨床試驗，建立了一支經驗豐富、技術過硬的科研隊伍。我國自己獨立完成的“非洛地平治療高血壓研究”在2005年的歐洲高血壓會議上發布結果，被歐洲高血壓指南所引用。2006年她組織指導我國“十一五”科技支撐計劃課題“高血壓綜合防治研究（CHIEF）”，2007年又牽頭組織“正常高值血壓幹預研究（CHINOM）”，這些研究試驗設計完善，研究目標明確，牢固地樹立了我國在國際心血管領域臨床試驗中的地位。

“不能坐在三甲醫院裏等病人”

　　我國高血壓患者現已突破2億大關，高血壓已成為我國目前患病率極高的常見病之一。在劉力生心中，“降服”高血壓不僅需要在科研上有所突破，更重要的是關口前移，防患於未然，而社區正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所在。

　　“我國高血壓防治工作的順利開展有兩個重要要素：首先，高血壓及心腦血管病的防治需要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共同參與，同時加強國際的交流及信息的共享；其次，高血壓防治應從社區做起，社區是實現我國高血壓防治的基礎。”她說。

　　參加高血壓防治工作中的劉力生教授

　　“文革”期間，在首鋼工人中開展群體性高血壓防治工作就是她們探索社區防治工作的第一步。劉力生與吳英愷教授一起率先在北京首鋼公司開展基礎高血壓人群防治工作，深入現場，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對10450名鋼鐵工人進行了血壓普查，發現不良生活方式和飲食習慣是高血壓的主要危險因素，如高鹽飲食、吸煙、酗酒等都對血壓有影響。

　　他們在北京首鋼醫院建立了以高血壓為重點的心血管病防治基地，並發現高血壓是腦卒中和冠心病的重要危險因素。

　　“首鋼模式”走向世界的報道

　　1982年，劉力生在世界衛生組織（WHO）召開的“輕型高血壓會議”上做了首鋼防治工作5年、10年隨訪報告，獲得國際學界的讚譽。這一成功經驗還被WHO稱之為“中國首鋼模式”。

　　30年來，這一地區的高血壓防治工作從未間斷。人們欣喜地看到，該地區的高血壓得到了很好的控製，腦卒中和冠心病發病率下降了50%左右。直到現在，劉力生仍自籌經費，與其他單位合作，進行首鋼人群的隨訪工作。

　　“高血壓防治，不能坐在三甲醫院裏等病人，而是要深入社區，走到患者身邊。這樣的防治才最有效。”堅守著這一信念，劉力生40年多來一直致力於推動高血壓社區防治工作的開展。然而，這條路走得並不輕鬆。

　　為了把當時還是分散、零星的高血壓防治機構組織起來，形成合力，1989年，劉力生和其他幾位教授一起發起組建了中國高血壓聯盟（CHL）。

　　當選主席的劉力生領導聯盟，更加廣泛地開展高血壓防治：不僅大力宣傳高血壓防治知識，還每年麵向基層醫務人員舉辦全國性學習班，組織知名專家講課，並創辦雜誌、網站等。在她的不懈努力下，高血壓防治工作漸成網絡，並深入到越來越多的基層社區。目前，該聯盟已成為國內外相關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學術組織之一。

　　上世紀90年代，劉力生參與到由WHO、全球健康論壇等組織的“發展中國家心血管病健康研究項目”（IC-HEALTH）起草工作之中。“建立心血管病監測係統、加強心血管病社區防治、早期控製高血壓”是該項目的重要內容。許多專家認為在發展中國家開展此項目對預防心血管病具有重要的意義。在此項目未得到國際經費讚助的情況下，劉力生率先在國內倡導並開展部分工作。

　　為適應新形勢，更好地開展工作，2000年，劉力生和幾位多年從事高血壓防治工作的同事成立了民辦的北京高血壓聯盟研究所。為了研究所的運轉，劉力生多方奔走，積極爭取每一次能夠在社區開展防治工作的機會。有時，為了爭取研究經費，她有時甚至以人格作擔保。“我現在的社會活動能力都是被逼出來的。”劉力生笑言。

　　經過多年努力，北京高血壓聯盟研究所已完成了多項科研課題，建立了高血壓聯盟網站，並積極開展社區防治和繼續教育項目。配合科研的需要，2002年，研究所還建立了能儲存幾十萬份血標本的液氮冷庫和實驗室。

　　為讓更多貧困地區病人能夠用到便宜、有效的降壓藥物，研究所與多方合作研製出中國的小複方。目前，該藥方已通過國家藥監局批準，與國內藥廠合作投入生產。2007年，研究所啟動了血壓計標準認證探討試驗研究室，發揮了很好的學術和社會功能。

　　2006年，劉力生當選世界高血壓聯盟（WHL）主席後，積極號召開展“全國防治高血壓五項行動”——發現和預防高血壓、評估心血管危險、與病人建立良好的關係、治療要達標、創造支持性的環境。同時，積極支持成立“國際預防和控製功能社區高血壓項目”。

　　此外，她還承擔著衛生部心血管病防治研究中心的“全國社區高血壓規範化管理”項目，堅持深入到機關、鄉村社區考察和指導。

　　“中國開展社區防治有自己特定的優勢和長期的經驗，在國際上也毫不遜色。”劉力生充滿信心地說。

“讓世界了解中國，我有一份責任”

　　1974年，劉力生隨阜外醫院院長吳英愷到瑞士日內瓦參加WHO心血管病專題討論會，結識了一批心血管病的國際學者。也是從那時起，劉力生發現，由於曆史原因，在當時許多國際知名學術組織中，都沒有中國人的身影。

　　“中國在許多方麵並不比外國差，為什麼在世界舞台上沒有聲音。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有責任為之付出努力。”她說。

　　1989年5月12日，劉力生領導下的中國高血壓聯盟（CHL）被世界高血壓聯盟（WHL）接受為正式成員。鑒於她的國際戰略思維和組織活動能力，1999年，劉力生被推舉為世界高血壓聯盟副主席，並於2006年當選為新一任主席，肩負起了更大的重任。

　　為了傳承吳英愷、陶壽淇等老一輩心血管病醫生的願望，劉力生積極努力為我國加入世界心髒聯盟（WHF）奔波。她曾與80高齡的方圻教授一起不顧年邁、路途遙遠，前往巴西裏約熱內盧進行交涉，並聯絡各方力量，為我國最終加入世界心髒聯盟奠定了基礎。

　　作為WHO心血管病專家組成員、WHO/ISH聯絡委員會委員，以及國際高血壓學會（ISH）理事和相關學會的委員，劉力生還參與WHO的相關決策、指南的製訂及其他一係列的重要活動。

　　鑒於她在國際高血壓臨床和研究中所作的特別貢獻，在2008年國際高血壓學會和歐洲高血壓年會會議期間，歐洲高血壓學會授予劉力生“2008年度歐洲高血壓學會榮譽會員獎”。2009年，她又被希臘高血壓學會授予榮譽會員。

　　每次出國參加學術會議，除了關注學術領域的專業進展外，年輕學者的進步也是劉力生的著眼點，“我總有一種渴望，希望我們國內的年輕一代醫生也能很快成長起來”。

　　為培養、鍛煉年輕一代，劉力生積極組織“全國高血壓及相關疾病中青年專家論壇”。她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盡可能地為年輕醫生能夠發展得更快做一些鋪墊工作，為的是使“中國在世界高血壓治療領域有一定的地位，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這一領域作出貢獻”。（何新葉）

記者：您為什麼會想到在晚年還自己去成立一個民辦的高血壓研究所？

劉力生：有事幹是一種樂趣。我歇不下來，也不想歇。我們這個研究所與專業學會不一樣，側重點不在學術研討，而是致力於預防工作，是要去社區、去群眾中做實事。

記者：在高血壓防治領域，您不懈耕耘了一輩子，最大的體會是什麼？

劉力生：一個人要有一往無前、百折不撓的精神。當你開始做一件事時，也許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和支持，這時不能總去怨天尤人，而是要主動去說服、溝通，把不理解變成理解，這需要一個過程。隻要認定了，就能走出一條路來。堅持就有希望。我有時會覺得自己太“野心勃勃”了，總有許多的設想和希望。這些夢想都不是我一個人能實現的，有待很多後來者的努力，他們的聰明才智不可低估。

記者：您對我國高血壓防治事業的前景有何期待？

劉力生：我最大的心願就是一年更比一年好，明年更比今年強。現在，我國高血壓防治事業就麵臨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國家對於加強高血壓的預防工作高度重視，衛生部部長陳竺提出“健康中國2020”戰略就強調要加強預防，政府的支持是東風。現在各省也都有一股力量在推動這個事業的進步。有人才梯隊，就有前途。

　　防治高血壓，中國有自己的優勢，提振自己的自信很重要。3年前，德國的GANTAN教授找到我，希望我出任世界高血壓聯盟主席時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學者也為高血壓防治作出了卓越貢獻，現在就是該輪到中國人做主席的時候了。”作為聯盟主席，我並不喜歡給自己加上什麼頭銜，我更希望自己能夠多盡一些義務，為中國的高血壓防治事業做些實事。

“愛國，就是一種實際行動。”

　　采訪中，回憶起自己幼時在抗日戰爭期間目睹的慘景，劉力生教授忍不住哭了，哭得猝不及防。眼鏡片上迅速蒙上了一層薄薄的、氤氳的霧氣。她摘下眼鏡，拿紙巾用力地拭去眼角的淚水，“一想到那些往事，我就很難控製住自己的情緒。你們這些年輕人恐怕很難體會。”

　　1937年，劉力生隨父母離開南京後不久，就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顛沛流離中親眼目睹的殺戮和死亡讓她永生難忘。“那時我還不到10歲。”劉力生說。

　　也許就是從那時候起，一個人能夠為她的祖國做些什麼，已經在年幼的劉力生心中有了答案。走過80餘載人生歲月，這個答案更加清晰。在劉力生的人生字典裏，關於“愛國”的詮釋很簡單，卻很有力：“愛國，就是一種實際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