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鵬醫生，美國心髒驟停協會義務教員、、美國華裔心髒協會繼續教育委員會主席、Journal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esearch 總編輯

        在美國，每年有30萬-40萬例心髒驟停發生——不到兩分鍾，就有1例心髒驟停。

        在我國，每年有54.4萬例心髒性猝死(Sudden Cardiac Death，SCD)——不到1分鍾，就有1位同胞離開我們。

        心髒性猝死以突發性、不可預測性為特征。貌似“健康”的中年男性，是心髒性猝死的高發人群——“中年，人才風度正偏偏”，巴爾紮克筆下謳歌的這個光輝燦爛的年齡。

        SCD救治的成功率，呈明顯的時間依賴性：如果4分鍾內行有效的心肺複蘇(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和目擊者除顫(Public Access Defibrillation, PAD)，50% -70%以上SCD患者可得以生還，每提前除顫1分鍾SCD患者成活率就增加了7%-10%。及時的CPR、PAD和暢通的後續生存鏈，可以挽救大量的個體SCD患者。

        SCD，一個全球各國麵臨的公共健康問題。

        11月7日，舉世矚目的2015年美國心髒學會(AHA)科學年會在陽光州佛羅裏達的奧蘭多舉行。圍繞AHA剛發布的CPR指南，包含SCD、現場CPR、PAD、社區CPR培訓等的CPR科學研討會，是本次盛會的開篇並將是持續三天的第一熱門話題。本文對AHA最新CPR指南精神、美中兩國SCD和CPR現狀作一簡短述評。

        技術層麵上，AHA新版CPR指南更新並不多，比如進一步明確了胸外按壓的具體次數和深度等。

        CPR是一個觀念問題。新版CPR指南的閃光點，是進一步強調、加強了“非專業人員”參與。同樣，本屆AHA科學年會上CPR科學研討會的第一天，就有報告指出：一堂45分鍾的基礎生命支持課就能顯著提高中學生的CPR知識和技能——不遺餘力地，讓更多的非專業人員參與，是提高現場CPR成功率的關鍵。

        基本程序上，新版指南可概括“一點、兩線、三三製”。“一點”：隻要地點安全，CPR就在現場進行，非專業施救人員用手機呼救，而不是離開現場;“兩線”：分為院外、院內兩條線。院內這條線，強調“監測和預防”;“三三製”：無論是院內還是院外，初級生命支持都強調三個步驟，既目擊者“識別和啟動應急反應係統、及時高質量的CPR和快速除顫”。

        新版CPR指南的精神實質，就是“The Simple, The Best”，即遵循“簡約，就是極致”原則，繼續簡化流程，讓更多的非專業施救者，能及時、更早進行有效的CPR——因為，CPR簡單易行，非專業人士哪怕是中學生，經過1、2小時的規培，就能勝任;因為，AED，這種關鍵時刻救SCD生命於萬一的簡單神器，就是專門為非專業人員救命時設計的!

美國現場CPR的成功經驗

        在美國大多數州，警察、消防隊員、公共汽車司機、校車司機等國家公務員都需要經過CPR培訓後才能入職;在公共場所最方便的地方，都有AED;在法律層麵上，有《善良的撒瑪利亞人法》作為“救死護傷”者的堅強後盾;政府、醫院、急救係統、工廠、商店、學校等多方的共同努力，全民科普，依靠培訓非專業技術人員、依靠非專業技術人員的積極參與，美國的現場CPR成功率已經接近70%。盡管如此，現場CPR的成功率仍然有較大提升的空間，例如，在本屆AHA年會CPR科學研討會上一個報告指出，公共場所AED多放置於室內且並非24小時開放，因此，接受CPR的院外SCD中有21%即使附近有AED也無法接受除顫治療。

        圖1：美國夏威夷州的每個麥當勞店，都有AED。店員都是經過CPR培訓的。幾乎每個成年人和學生都知道這東西是用來幹啥的。

中國的CPR現狀

        目擊者行CPR和PAD，是SCD患者存活的關鍵。我國SCD救治的現狀基本是：目擊者等待急救人員到現場，目擊者看著SCD患者在死亡線上掙紮並死去。

        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和科技大國的第一城市，2010年“東方的明珠”、“東方的巴黎”上海在世博會期間，居然最後因法律問題不在現場安放AED。本來就是為非專業施救者設計的AED，在我國被異化為“供專業人士用”，而且大多數地方規定、默認隻有醫護人員才能使用。這種荒唐事情的後果，就是以下悲劇：相比美國大約70%、日本接近50%的成功率，我國現場CPR的成功率<1%;SCD的救治成功率也直逼0%，院外SCD的存活率也逼近0。造成這種悲劇的主要原因：第一，我國長期以來錯誤地認為CPR和PAD是“專業人員”的事;第二：少數地方有AED，但使用率為零，主要用於裝潢門麵、做擺設，或作為申奧等活動的一種道具;第三：這方麵的科普工作做得極差，普通民眾沒有CPR和PAD意識;第四：在“碰瓷”現象橫生的社會，缺少對非專業人員施救者的免責法規，誰敢輕易去行CPR和PAD?

        圖2：具有中國特色的AED，寫明或默認是“專業人士使用”。怎麼可能有“專業人士”天天坐在AED前等待別人猝死?

        中國複旦大學惠傑教授和方祖詳教授等人研製的AED實驗樣機。原本是救命的好東西，但被行政化“溫馨提示”後，又是“供專業人士使用”。

解決SCD這一嚴重的公共健康問題，路在何方？

        70%的現場CPR成功率，是指被看到後的、被識別後進行CPR的成功率。盡管有報道美國個別地SCD救治的成功率報道可高達30%，但美國SCD的平均出院率，也僅為6.7%，因此，盡管擁有70%的現場CPR成功率，但今天即在美國SCD這一嚴重的公共健康問題仍然沒有太大的改觀，因為SCD的特征就是突發性和不可預測性。

        ——70%的SCD，不可預測;

        ——80%的SCD，發生在醫院外;

        ——80%的SCD，是冠心病所致;

        ——80%的SCD記錄到的初始節律為室性快速性心律失常;

        ——80%急性冠脈綜合征的死亡病例，是死於院前;

        ——相當大一部分SCD發生在貌似“健康”的中年人群中，對這部分貌似“健康”的中年人，目前臨床上預報SCD的指標，其敏感性和特異性都很差，無實用性。

        對付SCD這一全球公共健康問題的最好方法，是預防，比如，對冠心病的一級和二級預防，但目前心血管疾病預防的形勢很不樂觀。

        前段時間，被廣為傳播的“高鐵救人事件”後，胡大一教授用一句話對我國SCD和冠心病防控形勢作了高度概括：“前不防，後不管，得了心梗(疾病)治療晚”。

        “前不防”：沒有良好的預防，不能從源頭上遏製心血管疾病的蔓延;

        “後不管”：支架、手術患者出院後，沒有人隨訪，無專業人員指導患者長期、正確用藥，導致很大部分患者服藥依從性很差，擅自停用藥物，最終的結局：比如停用阿司匹林等抗血小板藥物，支架內血栓，導致患者再梗死或猝死。

        “得了心梗(疾病)救治晚”：從急診室、收費處、分診台到導管室，處處地方都要按照“流程”，事實上是把本來可以救治的患者，赤裸裸地推向死亡的深淵。

        整理好以上碎片，彌補好以上心血管疾病“防、治、康(複)”之間的裂痕，是我們從群體水平降低SCD和其它心血管疾病的最有效方法。

請留下一條生命的綠色通道——為了每年55萬心髒性猝死同胞

        我國應對SCD挑戰的第一步，是向SCD現場CPR成功率高達70%的美國看齊，切實做好以下工作：

        全民科普、全民參與：“社會的進步，如果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的參與，就猶若建築在沙灘上的大廈”。讓大眾參與到簡單的CPR培訓中來，是提高我們SCD救治水平的基礎。

        非專業人員的CPR培訓：城管、國家公務員、現役軍人、武警、片警、交警、空乘人員、高鐵乘務員、企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等等，定期接受為期兩年1次、每次幾個小時的CPR規培，作為上崗的必要條件和“學雷鋒”等的量化考核指標。

        各航班、高鐵車廂、商店、學校、娛樂場所等等凡是人群密集的地方，按比例放置AED和急救盒，定人、定期檢測。

        出台類似《善良的撒瑪利亞人法》，讓法律、規章製度成為救死扶傷”者的堅強後盾，鼓勵受過培訓的非“專業人士”加入到CPR中。

        從急救現場到民航停機坪、高鐵站站台、導管室、手術室，為SCD患者保留一條暢通的路。

        ......

        中國夢、健康夢，先為54.4萬心髒性猝死同胞保留一條生命的綠色通路。

        50多年前，《為了61個階級兄弟》，我們的父輩母輩譜寫了一曲從中央到地方、從衛生部、人民空軍到地方官員、醫護人員萬眾一心拯救民工兄弟們的那首曲絕唱和史詩。今天，為了每年54.4萬心髒性猝死同胞，我們理所當然應該有更大的作為;為了每年54.4萬心髒性猝死同胞，簡單的法律法規和觀念的轉變，我們就能有更大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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