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醫學中心為器官提取配備的專用小型飛機、機場裏為器官移植飛機保留的專用跑道、副總統拜登移植心髒一樣要排隊，不難看出美國對於生命的尊重和對於公平的極致追求。

　　無意間在網上看見一條消息，稱美國前副總統切尼在弗吉尼亞一家醫院接受了心髒移植手術。為了這次心髒移植手術前，切尼共等候了20個月時間。因為，總統也得排隊。

　　2009年9月，我在美國奧馬哈市的內布拉斯加大學醫學中心（University of Nebraska Medical Center， UNMC）移植外科進行交流學習。

　　作為國內醫學院到美國的交換學生，我可以自由選擇輪轉學習的科室。移植外科號稱“瘋狂的科室”，它神秘的色彩最讓我心動。而且UNMC在器官移植方麵的成就馳名全美，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器官移植外科。

　　但毫不誇張地說，同其他任何科室的輪轉學習相比，在UNMC醫院器官移植外科的實習最為辛苦。短短幾周的實習過程中，我親身感受了美國移植外科醫生的“魔鬼”工作狀態，同時也體會到這項偉大技術帶給患者“重生”的神聖瞬間。

　　作為輪轉學生，每天早上6點鍾之前我必須到達病房，與住院醫生一同查房，並向上級醫生彙報病例。查房結束後，再轉到手術室觀摩手術。器官移植外科的手術很複雜，會由不同專科的外科醫生相互協作完成，耗時平均6小時以上。一台手術完成後常常已到下午，然後拖著酸麻顫抖的雙腿去吃“早飯”。

　　由於器官移植的特殊性，移植術後的病人若再次入院，均由當時完成移植手術的外科團隊來收治，即“配件”出現問題，你們得負責“售後服務”。因此，移植外科的醫生們不僅承擔了大量的移植手術，往往還要負責照看很多移植術後再次入院的病人。這些病人雖然不需要再次接受手術治療，但在另外一方麵，移植外科團隊又承擔起了內科醫生的職責。若病人的情況較為複雜，則還需組建跨學科的醫生隊伍進行“專家會診”。

　　有一次，在一例肝移植術後再次入院患者的診療中，我發現查房團隊中竟然來了移植外科、肝髒外科、消化內科、影像科的醫生，晃晃蕩蕩十餘人。他們從各自專科的角度對病例提出獨立見解，共同製定診療計劃，大家指手畫腳，甚至爭吵。但這個過程非常有意思，有思想的火花，也有火藥味。

　　他們的上級醫生對帶教學生很有一套。在查房時間之外，上級醫生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帶教年輕醫生的機會。一次大查房結束後，Wendy主任把團隊裏的所有年輕醫生和學生都帶到示教室裏，溫和地說“我們進來聊聊吧！”（“Let's have a talk here.”）我還納悶這“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原來主任是想借機總結回顧一下最近團隊裏收治的疾病。而互動教學的方式也令我完全沒有想到：主任在白板上寫下“Hirschsprung Disease”（先天性巨結腸），然後先讓年級最低的學生回想這個疾病的表現、診斷、治療要點，隨後讓年資稍高的住院醫生補充，再輪到高年資專科住院醫生發言。來自尼日利亞的專科住院醫生Ann不愧為Wendy主任的得意門生，她不僅一一糾正了低年資醫生的錯誤，甚至隨手畫出了一幅該病手術切除範圍的示意圖。Wendy主任非常滿意，她對前麵的討論進行了簡單的總結。

　　在教學的過程中，上級醫生絲毫沒有架子。討論中每個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輕鬆的討論氛圍絲毫不會讓人覺得拘束。“三人行必有我師”，經過了團隊成員之間互相分享知識、切磋討論，每個人都能輕鬆地記住疾病的要點，可謂事半功倍。在手術和查房之餘的這堂課正是美國外科醫生極其嚴格的培訓體係的縮影，難怪美國的外科醫生大都文武雙全，被稱作“會開刀的內科醫生”。

　　入院第十天的深夜，我跟隨兩名住院醫生一同到附近醫院進行器官提取手術（Organ Procurement）。我們將在一名已經診斷為腦死亡的患者身上進行器官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