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是第一次真刀真槍地表現，開腹後，我格外小心。我們分離每一處韌帶，並將肝髒周圍重要的血管完整地保留下來，以便在接受者身上再次接通。肝髒被完整地提取出後，迅速封閉、低溫保存。之後再完成腹腔和皮膚的縫合，使腹部外觀接近正常，以給予捐贈者最大的尊嚴。

　　當我們開車回到UNMC醫院時，已是次日破曉。器官受者端的移植手術也立即開始。8個小時之後，手術順利結束。器官供者和受者的手術相加共耗時16個小時，帶我的住院醫生不僅全程參與，而且隻在兩台手術之間的驅車途中簡單吃過一點東西。下午4點鍾，當她告訴我“你可以回家了！”的時候，我已經精疲力盡。但她卻強打精神，加入到了科室查房的團隊。

　　UNMC的器官移植是他們的傳統強項，在全美範圍內位居前列。所以UNMC的移植外科醫生有自己的“專機”，他們經常乘小型飛機到其他州提取器官或完成手術。在輪轉期間，我有幸開了次“洋葷”，跟隨肝髒移植團隊到南卡羅萊納州的查爾斯頓（Charleston）進行一次器官提取。

　　下午四點鍾，我隨幾位醫生驅車來到了奧馬哈機場。令我驚訝的是，機場方麵不需要check in，也無需安檢，我們出示證件後，徑直來到停機坪。這時候，一架屬於UNMC醫院移植團隊的專用小型飛機已經準備就緒了。機場為我們預留了“專用”跑道。這架小型飛機最多可搭載11人，包括2名飛行員。經過兩個多小時的飛行後，我們“肝髒團隊”順利抵達目的地。當我剛剛踏上舷梯時，竟然發現對方醫院的救護車也已經停在跟前。

　　然而，正當我們準備開始器官提取手術的時候，才得知同一名腦死亡患者的心髒被安排由另一個州某醫院的外科團隊提取以供心髒移植。他們的“心髒團隊”竟然還沒有按計劃飛抵查爾斯頓。按照美國相關法律規定，所有參與手術者必須抵達醫院才能對患者開始器官提取手術。（“Everyone should be in the hospital before the first incision is made.”）於是我們被安排在外科醫生休息室的長凳上將就了一宿，待第二天清晨才準上台手術。

　　對於來自不同州三個城市的三個家庭而言，這一晚無人入睡。在查爾斯頓的醫院裏，那個已經被判定為腦死亡的器官捐贈者正在靠呼吸機維持著生命體征，而另外兩座城市的某兩間病房裏，兩個等待接收器官移植的患者和他們的家庭，對即將發生的一切懷著無限的期待。

　　次日早晨七點，“肝髒團隊”和“心髒團隊”同時開工，各取所需。提取手術進行得非常順利，全程僅用時2個小時，兩個團隊幾乎同時結束。我所在肝髒團隊將來之不易的肝髒冷凍保存後，馬不停蹄地趕往機場，準備返回奧馬哈。

　　按照原計劃，我們應該在出發當天深夜前返回奧馬哈，行程已經被推遲了10多個小時，但團隊中似乎沒有人有任何的抱怨。住院醫生Edmund本應在當晚返回奧馬哈後就下班，並且剛好輪到次日休息。因為這次突發情況，他的休息日也就泡了湯。我們扮鬼臉“安慰”他，Edmund笑著說，“我在南卡羅萊納州的這個假期過得也不錯！”

　　帶著“辛勤收獲”的肝髒返程之前，團隊中年資最高的麻醉醫生慷慨地請大家在機場附近的快餐店補了一頓早餐，作為犒勞。

　　這段經曆發生三年前，但現在想起來仍記憶猶新。給我印象最深的在於兩處：一是移植外科團隊中每位醫生表現出的職業素養和精益求精的態度；二是醫療團隊背後的係統和體製對器官移植這項醫學技術的巨大支持。

　　從一家醫院為器官提取配備的專用小型飛機、所在城市小型機場裏器官移植專機保留的專用跑道，不難看出器官移植在美國所得到的巨大支持。而這架飛機，每周都往返於不同城市之間，一次次載著醫療精英們踏上挽救生命的旅程。正因為有了相關製度的有力保障和全社會的積極配合，才保證了人盡其才、物盡其用，也體現出整個社會對器官移植的重視和對每個生命發自內心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