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想來看看樊院長的門診，您看過，我就放心了!”對於很多肝癌患者來說，見到中山醫院的樊嘉醫生，就等於看到了生存的希望。

        上周四上午，又到樊嘉雷打不動的門診時間，複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特需門診16號診室，照例又加了十幾個號。許多患者從全國各地慕名而來，就為了等他一個判斷，“放心了”是得到診斷後病人說得最多的一句話。

        樊嘉，著名肝髒外科專家，複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院長。從事肝腫瘤外科30多年，他完成了9000餘例肝腫瘤切除手術以及1800餘例肝移植手術，創造了多項“世界紀錄”：主刀世界首例“廢棄肝髒”成人—兒童部分肝移植、亞洲首例成人肝心聯合移植、亞洲首例機器人輔助活體供肝移植手術、中國首例經典劈裂式肝移植術，首次提出適應我國國情的肝癌肝移植適應症標準“上海複旦標準”，率先在國際上揭示肝癌肝移植術後複發轉移的關鍵機製……

        尊重病人，醫生的角色就是給病人提供幫助

        為了能多看幾個病人，樊嘉的門診從不限號，從上午8點到下午1點，常常是連續看六七十位病人，而他總能很迅速地在“開與不開、做與不做”之間，給出最合適的治療建議。

        一些沒來得及掛號的患者還會在門診前往病區的路上攔截他，樊嘉每次都會耐心地幫看片子、問病史。他說，醫生的角色就是給病人提供幫助，這正是一個醫生的價值所在。“不管麵對怎樣的患者，我們都不應該漠視或揮手打發。”在樊嘉眼中，是疾病使病人衰弱、痛苦，而尊重病人，是一個醫生基本的職業素養。

        肝癌被稱為“癌中之王”，手術難度大、死亡率高，全球每年肝癌新發約80萬人，其中我國約46萬人，死亡約42萬人，占全球的55%，絕大多數病人發現時已屬晚期或失去治療的機會。

        近十年來，肝移植技術在我國不斷發展，成為治療肝癌的重要手段之一，樊嘉無疑是這一領域的領軍人物之一。

        老徐在16年前最後一搏，在中山醫院接受了肝移植手術，這也是樊嘉從美國進修回來主刀完成的第一例肝移植手術。如今，63歲的老徐依然健康地活著，他和病友自發成立了肝移植病友會，並成了“中山綠葉誌願者”的一員，而樊嘉對他們的關心也從不間斷。

        中山醫院第二例肝移植患者是一位女性，她至今還保留著一個紅包，那是手術成功後第五年，主刀醫生樊嘉送給她的結婚禮物;術後第十年，她生下一個健康的女兒，又一次收到樊嘉送來的祝福與關懷。

        由於肝源往往在深夜送到醫院，從拿起手術刀的那一刻起，樊嘉就習慣了這樣的節奏：夜深人靜時走進手術室，天放亮後回家，7點半又準時出現在病區，每周工作時間超過80小時，最忙的時候一天要做20台手術。他說：“選擇醫生這一職業，就意味著奉獻和犧牲，因為病人是等不起的。”

        敢闖“禁區”，憑精湛醫術挽救無數病人生命

        恢複高考後的1978年，當時20歲的樊嘉開始了學醫之路。他生就一雙修長靈敏的手，一上手術台就更有悟性，再加上勤奮，因此被老師們一路看好：這將是一個不錯的外科醫生。1995年獲得博士學位後，他進入中山醫院，開始了肝腫瘤治療的探索之路。

        手術台上，打開的腹腔裏，遍布著密密麻麻的血管、網膜等，包裹著肝尾葉的巨大腫瘤張力很大，假包膜比紙還薄，腫瘤則隱藏在四根大血管中。作為一位肝髒外科醫生，樊嘉既要毫厘不差地完整取出腫瘤，又不可破損大血管。

        他和團隊不止一次麵對這樣的手術“禁區”。可以就此放棄嗎?他的回答是：絕不輕言放棄，盡一切所能，想方設法救治病人。

        在肝癌手術中，肝髒的門靜脈癌栓是一個禁區，手術難度大，風險也大。因為門靜脈癌栓可以迅速從門靜脈的末梢長到主幹，栓塞血管，許多人甚至熬不過三個月。針對這一世界性難題，樊嘉在國際上最早係統闡明門靜脈癌栓發病機製，並首創外科綜合治療技術，他的手術刀“紮”進了這一禁區。完成這一類手術，需要醫生有高超的手術技術，將癌栓完整取出，同時考慮門靜脈癌栓的發病機製，采取術後門靜脈肝素衝洗、持續灌注化療等針對性措施防止再次栓塞。部分患者因此從“不可治”變成“可治”。

        一個外科醫生，需要麵對太多的驚險。他曾經曆過近10例肝移植手術，病人在病肝切除後、新肝植入前心跳突然停止，經搶救最終化險為夷。讓樊嘉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們堅持為病人做了一個半小時的體內心髒按壓，這不是常見的體外心肺複蘇，而是醫生用手直接在裸露的心髒上按壓。當心髒重新搏動的那一刻，樊嘉的喜悅無法用言語表述，又救回一條命!

        潛心科研，所有努力都圍繞病人進行

        “好的醫生不能隻低頭看病，還要潛心研究;好的醫院也不能隻做好臨床，還要通過科研提升技術水平。”樊嘉一直說，從兩位恩師湯釗猷院士和餘勤業教授的言傳身教中思索和領悟，要成為良醫，必須善於在繁重的臨床工作中不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並轉化應用於臨床，這樣才能讓更多患者受益。

        經過十多年攻關，樊嘉和他的團隊研究發現了肝癌轉移複發的一些新機製，首創肝癌肝移植術後複發轉移防治新策略。利用該成果構建的肝癌轉移複發預測模型，能準確識別轉移複發高危人群，指導個體化治療。

        國際上對於肝癌肝移植有一個嚴格的“米蘭標準”，隻有單個腫瘤直徑不超過5厘米、多發腫瘤數目少於3個且最大直徑不超過3厘米的病人，才能進行肝移植手術。但是中國人發現肝癌時，絕大多數已超過5厘米。樊嘉帶領團隊用五年時間研究了251例肝癌移植病例，分析提出肝癌肝移植的“上海複旦標準”：隻要腫瘤尺寸不超過9厘米就可以進行肝髒移植。經證實，符合“上海複旦標準”的肝移植病人術後的三年生存率達80%左右，肝移植適應症人群擴大了40%左右。

        以往肝癌診斷中，傳統的甲胎蛋白(AFP)　檢測手段存在一係列弊端。最近，經過三年攻關，樊嘉帶領團隊在肝癌病人血漿中篩選到由7個miRNA組成的早期肝癌診斷分子標記物。對於小於2厘米的肝癌診斷準確率接近90%，效果優於傳統的AFP。小於2厘米的早期肝癌往往可以通過切除、射頻消融等方法獲得根治，五年生存率高於90%。

        “醫學充滿許多未知，大多數疾病的本質仍未清楚，治療方法及藥物都處於不斷探索之中。”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樊嘉更覺為醫之路任重道遠。

        創新感言

        高難度手術靠的僅僅是“大膽”?顯然不是。每一次的探索和創新，都建立在對病情的精準把握，以及深厚的理論和經驗儲備基礎上。臨床科研的一切努力都必須以病人為中心進行，醫學科技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服務病人。

        建設科技創新中心，要瞄準國際高精尖的大科學、大創新。不僅追求彎道超車，更要另辟蹊徑。攀高需要雲梯，要知道怎麼創造雲梯。大膽設想、大膽預測，做開創性工作，不滿足於跟跑和並跑，要勇於領跑，哪怕在一個小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