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說“不為良相，即為良醫”，可見良醫在古代的社會地位有多高。可如今情況是，專家為病人辛苦看病，報酬卻被號販子賺走大半。更有甚者，號販子可以從倒賣某一個專家的號中，一天掙到4000元。難怪不少京城名醫感慨，醫生們簡直淪為“給號販子打工的”了。這種扭曲現狀是如何形成的？《生命時報》記者進行了深入調查。

　　一個專家號，至少賣300元

　　北京是全國醫療資源最集中的幾座城市之一，記者在連續暗訪了北京的4家三甲醫院後發現，每家醫院都有不少號販子“招徠生意”，且無論晨昏都在。

　　6月19日下午4點，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宣武醫院。

　　臨近掛號結束時間，保安已經開始清理在掛號大廳內遊蕩的人。記者走出大廳，隨即便有號販子上前詢問是否要專家號。他不僅掏出一張醫院專家表，詢問患者病情後，還“專業”地推薦起醫生來：“掛這個專家就行，加400塊，明天就能看！”記者表示想要神經外科淩鋒教授的號，男子遲疑了一下說：“有，但這個貴，3000塊全包。”記者表示價格難以接受，號販子卻說：“去年2000塊就可以，但今年專家出診量少了，醫院管理嚴了，價格肯定要漲，我們也沒辦法。而且現在我們都不好保證能不能掛上，你預約根本約不到，排多少天也沒戲。貴有貴的道理，不蒙你。”

　　6月19日晚8點，空軍總醫院。

　　一到掛號處，號販子就跑來跟記者搭訕。記者表示想掛最火的皮膚科蔡瑞康教授的號。男子稱，他的號要賣2000元，最低也要1800元。記者抱怨價格太貴，想自己排隊。男子隨即一指旁邊黑暗中的幾名婦女，說：“你根本掛不到，你看，我們現在已經排上隊了。蔡瑞康每天隻有三四個號，前邊排隊的人都可能買不著。”記者發現，這幾名婦女麵前都放了一個涼席，涼席上有枕頭。男子還告訴記者，不管是多少錢的號，他個人隻從中賺200元，其他的“利潤”需上交“老板”，分給團夥中的其他人。

　　6月19日晚11點左右，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

　　記者剛到達醫院緊鎖的掛號大廳外，便有一個40歲左右的中年人迎了上來。與之前在北京宣武醫院的經曆一樣，號販子熱情地向記者詢問要什麼號，並表示，隻要先告知身份證號和姓名，再加300元錢，第二天早上8點多來，就能從他手中拿到當天上午的專家號。臨走前，號販子還順手撕下了一張寫著電話的紙條遞給記者，“以後掛號就找我，我一直在這兒。”

　　6月20日上午8點左右，北京協和醫院東區。

　　“專家號要嗎？”號販子上前直接詢問。記者表示想要上午某位已顯示掛完的專家號，該男子打了一個電話後表示，500元，沒問題。他還拍著胸脯保證，現在實名製掛號也不怕，“我都在這兒幹了10年了，騙不了你。”就在記者猶豫時，一個從山東趕來的患者與號販子交涉後，用500元買走了一張上午的皮膚科專家號。其中，200元特需門診費，另外300元是給號販子的“掛號費”。

　　九成專家號被號販子壟斷

　　與記者調查相呼應的是，6月11日上午，北京協和醫院變態反應科主任尹佳教授在普通門診看了10個初診號，4個電話預約的病人是從號販子手裏買的號，原本14元的掛號費被賣到800元。“再加上其他方式的，號販子從我身上一天就掙了4000元。”尹佳不禁感慨。

　　北京協和醫院腎內科鄭法雷教授的病人也常被號販子敲詐。某次，一個穿西裝、打領帶的外地病人一進診室就說：“您的號太難掛了，我花了1500元呢。”原來，這個病人急著看完病回家，又因為穿得體麵，善於觀察的號販子愣是從他那兒賺了一大筆。

　　據介紹，越是外地病人多的醫院，號販子越猖獗。很多病人表示，要是掛不上號，得在北京住好幾天，食宿費不是小數，所以從號販子手裏買高價號可能還是“合算”的，反正都不能報銷。中日友好醫院內分泌科主任楊文英教授告訴記者，他們醫院由於病人多是本地人，所以號販子不是很猖獗。比如楊文英主任的號14元，頂多被炒到300元。而外地患者居多的北京協和醫院內分泌科專家號的價格多在500—1500元。

　　北京同仁醫院眼科是全國知名的專科，聚集了四麵八方來的眼疾患者。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專家說，他們科對外掛的號80%—90%都被號販子壟斷了。一個專家每天對外的20個號中，十七八個都來自號販子。一個號賣上千，收入可謂暴利。特別是推行網絡預約和電話預約以後，號販子更有空子可鑽。

　　號販子會雇人打電話，先把大部分號都占上，等找到買家後，立即取消並重新預約。針對網絡預約，他們則利用網絡技術，天天在網上刷，普通患者上不去，他們就能先用自己的身份證約上了。“因為這樣麻煩些，所以價格會更貴。一般的專家號也要300—600元。”而這顯然比自己預約排到兩三個月以後要方便多了。

　　“一天下來，我們門診要看四五十個病人，忙得沒時間喝水上廁所。專家號14元，醫生每個提成5元，一天總共掙二三百，還沒號販子倒賣一個號掙的錢多呢。”該專家說。

　　“號販子是抓不完的”

　　為了遏止掛號“黃牛”，很多大醫院也想了各種辦法。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生殖中心是全國著名的輔助生殖專科。在這裏，號販子幾乎沒有空子可鑽。因為這裏初診掛號必須是患者本人持身份證掛號，如果是複診預約，也需要患者本人掛，或者是患者的伴侶持身份證和結婚證代掛。由於執行得嚴格，號販子沒什麼機會下手。

　　北京婦產醫院也采取了類似的做法。記者聯係到一個號販子李某，但她無奈地說，現在連他們也掛不到號了。“我已經一年多沒掛上過產科的號了，晚上去排隊都掛不上。而且好像聽說，現在必須患者本人拿著身份證直接去預約。你如果要掛隻能再想辦法。”

　　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金昌曉副院長告訴記者，為了維護就診秩序、杜絕號販子，醫院下了大力氣抓。窗口掛號實名製，須持身份證，並且每天有民警、保安在院裏巡視，發現號販子就嚴懲不貸。但他也承認，由於存在巨大的利潤空間，還是有號販子鋌而走險。特別是大部分科室60%的對外掛號是在網絡和電話預約平台，讓一些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機。“那些花高價買號的患者，本身就被病痛折磨，如果醫生拒絕給他們看病，會對他們形成‘二次傷害’，因此即便發現了，我們還是會給他們看病。”

　　鄭法雷教授更是尖銳地指出，在現有的體製下，動用多少警察，號販子也是杜絕不了的。從衛生經濟學角度看，醫學專家是社會的稀缺資源，“黃牛”炒高的專家號價格本身就反映了醫療服務的市場價格。如果這個價格不能體現在醫生診療費上，也會以其他形式轉嫁到患者身上。“要從根本上解決號販子的問題，一是要大幅提高醫生的診療技術費，讓醫生的勞動價值得到真正體現，同時把藥費、檢查費降下來，即‘總量控製，結構調整’；二是政府部門應該推動基層醫院的建設，讓社區醫生把好初診病人這一關，讓大醫院的專家把精力放在真正的疑難病例上。”

　　鄭法雷教授說，他就曾碰到一個福建患者，明明沒病，卻被當地醫院扣上了“腎病”的帽子。他被嚇怕了，於是跑來北京就診。為了這個“莫須有的病”，他花800元從號販子手裏買號，再加上交通，幾千塊就砸了進去。“基層醫院的醫生要是稍微認真一點，就不會有這麼多小病甚至沒病的人往大醫院跑。我們每天看的病人僅有不到1/3是複雜病症，其他都是一般醫生就能解決的。所有病人都擁到大醫院來，號販子不就看到‘商機’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