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有三百萬兒童因為注意力問題而服藥。去年快年底的時候，這些兒童的父母們非常擔憂，因為那個時候對治療絕對必要的藥物如利他能（Ritalin）和愛得羅（Adderall）【譯注：皆為治療多動症的常見藥物】出現了短缺。

　　問題是：這些藥真的有效嗎？我們真的應該繼續提高處方量嗎？

　　三十年來治療多動症【譯注：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Disorder，或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簡稱ADHD或A.D.D. ，完整譯法：注意力缺陷多動症，簡稱多動症，是一種常見兒童心理疾病】 的藥物消耗增長了二十倍。

　　作為一名心理學家【譯注：作者L Alan Sroufe是明尼蘇達大學名譽教授】，我已經研究問題兒童的發育四十多年了。我相信我們應該問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對這些藥物依賴如此嚴重？

　　治療多動症的藥物能在短期內提高人的注意力，因此對備考的大學生相當有效。但是從長期來看，這些藥物既不會提高學習成績，也不會減少行為問題。此外，它們還可能有嚴重的副作用，比如抑製兒童發育。

　　可悲的是，少有醫生、家長知道這些藥物的無效性。

　　現在發表出來的多動症研究主要是藥物的短期試驗成果，和多動症患兒大腦的異常。確實，乍一看一些無可爭辯的事實似乎證明了藥物的有效性。正是由於這些研究結果有部分的現實依據，我們才難以看清目前多動症治療的問題所在。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和許多心理學家一樣，我相信：兒童的注意力困難源於基因或與生俱來的大腦缺陷。就像1型糖尿病患者需要胰島素來糾正他們天生的生物化學失衡，這類兒童需要藥物來糾正他們的注意力缺陷。然而現在看來，沒有或者說幾乎沒有證據支持這個假說。

　　1973年，我翻閱了《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關於兒童藥物治療的論文。幾十個嚴格控製下的研究證明：當兒童麵對那些重複的、要求集中注意力的任務時，這些藥立即提高了他們的效率。我也進行了一項此類研究。在幾乎所有的短期研究中，家長和教師們都認為孩子的行為問題減少了。這些結果導致多動症的藥物治療劇增；許多人得出結論：注意力缺陷是＂大腦缺陷＂的假設已經被證實。

　　但是不斷有人提出問題，特別是在這些藥的作用機製和藥效的持久性方麵。利他能和愛得羅，都是右旋安非他命與安非他命的結合物，都是興奮劑。那麼它們為什麼會使兒童平靜下來呢？一些專家爭辯說，由於有注意力問題的兒童的大腦大異於常人，這些藥物對他們有神秘的反效果。

　　事實上，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反效果。二戰中，雷達操作員被派發了這類藥物來幫助他們保持清醒和集中注意力於乏味、重複的工作。1990年，在翻閱關於治療注意力缺陷藥物的文獻時，我們發現：不論是否有注意力問題，孩子都會對興奮類藥物起相同的反應。並且，這些藥物雖然幫助孩子在課堂上安下心來，卻讓他們在操場上更加活躍。總體而言，興奮類藥物對於所有大人和孩子都有相同的功效。它們強化了人集中注意力的能力，特別是當他從事的任務本身無趣的時候，或者在人感覺疲乏或厭煩的時候。但是這些藥不能提高人廣義的學習能力。

　　就像許多節食者使用類似的藥物來減肥然後又放棄了一樣，有注意力問題的兒童在長期使用興奮類藥物後，藥效會逐漸消失。一些專家曾認為：多動症兒童大腦的某種不同使得他們不會對這些藥產生抗藥性。而實際上我們現在知道了：剛開始服用這類藥物的兒童會出現沒胃口和失眠的情況，這些情況隨時間推移而逐漸消失。同時逐漸消失的還有藥物對兒童行為的影響。服藥的兒童顯然對藥物產生了抗藥性，因此藥物的有效性喪失了。許多父母在讓孩子停藥之後發現他們的行為問題更加嚴重，因此而確信：這些藥有效。事實上，成年人如果突然少喝咖啡、或停止吸煙，也會出現類似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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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為止，沒有任何研究證明注意力缺陷藥物對患兒的學習成績、人際關係或行為問題有長期的效果。而這些方麵才是我們想要他們提高的。直到最近，這些藥物的大部分研究都沒有采用規範的隨機實驗方法，其中的一些還存在其他的研究方法上的缺陷。

　　然而在2009年，有一項有效控製且曆時十多年的研究發表出來了，其結論非常明確。這項研究隨機選取了600名有注意力問題的兒童，分為四種治療條件：一部分隻吃藥，一部分隻接受認知行為法【譯注：Cognitive-behavior Therapy，美國主要心理治療流派】的心理治療，一部分同時吃藥和接受心理治療，還有一部分是不接受係統治療、隻接受社區服務的對照組。一開始的時候該研究似乎顯示：藥物治療、或者藥物加心理治療，療效最為明顯。但是三年以後，這些療效消失了。八年以後，他們找不到任何證據表明藥物對患兒學業和行為的有效性。

　　是的，所有治療的成果隨著時間的推移都逐漸消失了；但是該項研究還在繼續進行中。顯而易見，多動症兒童需要的是比這項研究中的方法更加廣泛、更早進行、療效更持久的治療方案。

　　盡管如此，神經科學的發現被用來為藥物治療這種假設性的“先天缺陷”的看法撐腰。這類研究表明：多動症兒童大腦中的神經傳遞素的模式是不同的，且有其他異常的地方。這類研究的技術水平雖然可以讓家長和非專業人員印象深刻，其研究結論卻會讓人誤解。有行為問題的孩子其大腦掃描圖像當然會顯示異常；顯示正常是不可能的。人的行為和大腦是相互關聯的。許多人的抑鬱症時好時壞，不論服藥與否，他們的大腦功能會隨之出現相應的變化。

　　許多關於多動症的大腦研究都要在兒童從事要求集中注意力的任務時檢查他們。如果這些孩子是因為缺乏動力或者調節行為的能力尚未得到發展而不能集中注意力，他們的腦部掃描肯定顯示反常。

　　不論如何檢測大腦的功能，這類研究不能告訴我們：這些觀測到的異常是生來就有的，還是患兒由於創傷、長期壓力或其它嬰幼兒時期的經曆所致。近年來行為神經科學的一項影響深遠的發現是：有明確的證據表明發育中的大腦是被人的經驗塑造出來的。

　　毫無疑問，有大量兒童存在注意力、自我控製和行為上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是娘胎裏帶來的嗎？或者是由於他們幼年的經驗所致？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隻有研究兒童和他們的環境，要從出生前一直研究到童年和青少年時期。我和我在明尼蘇達大學的同仁們已經對此研究了幾十年了。

　　從1975年起，我們一直跟蹤調查200名出生貧窮因而更容易出現行為問題的孩子。我們在他們的母親懷著他們時就開始研究，隨著他們的成長，我們一路研究他們與親人、教師和同齡人的關係。我們追蹤他們學業上的進步和剛剛步入成年的經曆。我們定期檢測他們的健康狀況、行為、智力測驗的成績和其它特征。

　　在我們的調查對象中，50%的人在青年階段符合某精神疾病的診斷標準；接近一半的人在學校至少出現過一次行為問題；24%的人在12年級【譯注：相當於中國的高三年級】前輟學；14%的人在一年級或六年級時符合多動症的診斷標準。

　　其它一些大規模的流行病學研究證實了家境貧窮的孩子具有以上趨勢。多動症在所有孩子中的發病率估計在8%。我們的研究發現：兒童成長的環境可以預測他們患多動症的可能性。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孩子出生時的神經異常指標、智商以及嬰兒的性情（包括嬰兒的活躍水平），都不能預測患多動症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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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境富裕的孩子有許多也被診斷為多動症。兒童的行為問題有許多根源。其中之一是家庭內部的壓力，比如家庭暴力、缺乏親友的扶持、混亂無序的生活環境（包括頻繁搬家），以及特別重要的一點：父母幹預的模式攻擊性過強導致孩子冷不防被刺激了。比如，六個月大的嬰兒正在玩的時候，父母從後麵把他（她）抱起來，放進了浴盆。又比如，一個三歲的孩子在解決某個問題時感到沮喪，父母卻在旁嘲笑他（她）。這樣的做法過度刺激了孩子，且對於他們發展自我調節能力有負麵影響。

　　首先，讓孩子吃藥對於改變那些對他們發育有害的條件沒有絲毫作用。到目前為止，人們對這些條件的重視依然不夠。製定政策的人們對於兒童注意力缺陷是一種器官性疾病如此深信不疑以至於他們幾乎取消了尋找對多動症全麵理解的嚐試。國家心理衛生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資助的研究主要是關於多動症的生理的和大腦的成因。雖然有一些研究是關於其它治療手法的，但是對於個體經驗對多動症的影響卻極少研究。在這樣一個導向之下，科學家們往往隻申請解釋多動症的生物化學成因的研究經費。

　　結果，我們隻問了一個問題：兒童的注意力問題是否與大腦功能的某些方麵有關？答案一直是肯定的。我們一直在忽視一個非常現實的可能性：大腦異常和多動症可能都是由個體經驗造成的。

　　我們現在關於多動症的研究方向有很多問題。首先，對於兒童的學習和行為問題，我們永遠不可能找到一個單一的解決辦法。雖然少數兒童能夠從短期的藥物治療中獲益，但是對數百萬兒童進行大規模的、長期的藥物治療不是個解決辦法。

　　第二，對兒童進行的、大規模的藥物治療強化了一種社會觀點：生活中的所有問題都可以用藥丸來解決；還給數百萬兒童這樣一個印象：他們生來就有缺陷。

　　最後，認為藥物可以治愈兒童行為問題的錯覺妨礙了我們這個社會尋求必要的、更為複雜的解決方案的努力。藥物幫助所有人，包括政客、科學家、教師和父母，脫離了困境。所有人，就除了那些孩子。

　　假如藥物（研究表明有效期在4到8周）不是答案的話，答案究竟是什麼？

　　多動症兒童許多有焦慮或抑鬱；還有一些承受著家庭內部的壓力。他們應該被當作獨立的個體來對待。

　　至於多動症藥物的短缺，會繼續時有時無。由於這些藥物容易使人上癮，產量的多少是由國會決定的。國會批準的產量和醫生開出的處方量的多少並不一致。隻要我們繼續依賴這些藥物，到今年年底之前，非常可能出現另一輪藥物短缺。許多用心良苦的父母、心理醫生和教師都以為這些藥物有效，事實並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