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麥高和同事拉裏· 卡希爾(Larry Cahill)做了一個經典實驗，結果發現普萘洛爾至少能夠影響情景記憶(episodic memory)的特異性，甚至也能夠影響情景記憶的準確性。他們的實驗主要是通過故事測試來進行的。麥高和卡希爾分別向受試者講述兩個不同的故事：一組受試者聽到的故事是一個小男孩被車撞倒，需要到醫院進行緊急手術；另一組受試者聽到的故事則是無特殊感情色彩的醫院之行。不出所料，第一組受試者記住了更多的故事細節。然而，如果先給受試者使用普萘洛爾，再重複以上實驗的話，兩組受試者的表現就沒有什麼不同了，也就是說，不管故事內容平淡還是令人激憤，他們的記憶是一樣的。

　　可以想象，如果有什麼東西能影響受害者對犯罪事件或意外事故的回憶，公訴人和負責個人傷害案件的律師一定會感到不妥。因為當陪審團判定賠償金額時，如果受害者的記憶是完整的，那麼在法庭上，幾滴淚水的價值將遠超黃金。但需要注意的是，現在我們針對的是由去甲腎上腺素大量釋放引起的非常態回憶，而普萘洛爾的作用，隻不過是將感情色彩極強的記憶降低到普通事件的水平。而且，從受害者的角度來看，使用普萘洛爾可能隻是醫生的囑咐而已——如果律師不會這麼做的話。

　　皮特曼在精神創傷受害者身上試用普萘洛爾的第一篇文章發表於2002年，那篇文章給出了一些令人振奮的結果，並做出了令人期待的預測：急救室或戰地醫院可以在患者到達後，迅速評估其患上PTSD的風險，就像用X射線檢測是否骨折一樣，繼而進行相應的治療。然而，2011年發表的一項後續研究並不支持皮特曼的結果，並且還指出，在現實中開展此類研究是極其困難的。在長達44個月的時間內，研究人員篩查了2 014名患者，其中隻有173名患者符合研究標準，其餘患者由於年齡、身體狀況、創傷程度太輕等原因被排除在外。

　　還有一些別的困難，比如美國法律目前不允許研究人員直接接觸患者，隻能先讓臨床護理人員獲得許可，然後才能接觸患者。然而，臨床護理人員通常是急診專科醫生，他們往往更加重視其他更緊急的問題。“很不幸的是，我們不能很快接觸到患者，”皮特曼說，“今後我不會再做普萘洛爾的研究了，除非可以給受試者更早地使用這一藥物，我覺得這是沒可能的。另外，如果有人打電話問我，‘我剛才出了點事故，要不要服用普萘洛爾？’我會告訴他們，‘基於目前的研究數據，我無法確定普萘洛爾是否有作用，但我還是覺得它可能是有用的’。”當然，使用藥物並不是唯一的解決方案。

　　虛擬現實

　　美國埃默裏大學醫學院進行了一項特別的實驗。參加測試的老兵坐在辦公室中，想象回到數年前，坐在千裏之外的伊拉克戰場的悍馬車上。受試者佩戴虛擬現實眼鏡，其中播放的是根據他的回憶而繪製的場景圖像，一位治療師通過鍵盤操作，把圖像實時反饋給受試者。治療師在給受試者播放的場景圖像中，植入一個站在天橋上的虛擬狙擊手，引爆公路上的一顆地雷，並向畫麵中發送一些朦朧的人影，沿著小巷跑動。每當出現“爆炸”時，受者的座椅都會劇烈搖晃。受試者呼吸緊張，焦急地左顧右盼，操縱著想象中的方向盤。緊張的場景使他汗流浹背，情不自禁伸出手臂來保護臉。

　　俄羅斯心理學家伊凡· 巴甫洛夫(Ivan Pavolv)發現經典的條件反射機製時，人們就很自然地問，如何消除條件反射？如果隻搖鈴而不給狗喂食，那麼需要多長時間可以讓狗在聽到鈴聲時不再分泌唾液？事實證明，不需要太長時間。這就又帶來了另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為什麼不能以同樣的方式使PTSD自行消除呢？畢竟，這個世界充斥著許多突如其來的巨響，它們並不意味著炮彈的襲擊，但是，一些人似乎永遠改不了他們在戰場上學會的反應。解釋這一現象的一種觀點認為，對於PTSD患者而言，焦慮和悲痛事實上是一種“負強化”：每當有類似的場景讓他們想起當初的創傷事件，隨之而來的悲痛會使他們對創傷事件的記憶越來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