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從管理能力、財政投入還是人力資源角度來看，在醫療衛生服務領域，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因此，在醫改步入深水區的時候，把社會資本辦醫做到實處，顯得尤為重要。”全國政協委員、遼寧何氏醫學院院長何偉的這一觀點，得到了很多委員的認同。

        社會辦醫發展受到束縛

        全國政協委員陳仲強今年以北京大學國際醫院院長的全新身份參與了全國政協會議的小組討論，兩年多時間在非政府辦醫院工作的經曆，讓他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聚焦在社會辦醫麵臨的諸多問題上。

        “稅負過重給非政府辦醫院運行帶來了很大壓力。”陳仲強說，以“五險一金”為例，公立醫院“五險”中隻需要交意外傷害險和失業保險，基本醫療保險、生育保險等視同繳納並有補貼，但是非政府辦醫院要全部繳納“五險一金”。由此計算，一個非政府辦醫院人員費用中的40%~50%要用於繳納“五險一金”，而在政府辦醫院，這一比例不到20%。此外，非政府舉辦醫療機構屬非事業編製，個人“三險一金”要全部繳納，這進一步加重了非政府辦醫院的運營負擔。

        陳仲強表示，在社會地位、學術團體以及行業重大項目建設中，非政府辦醫院也被邊緣化，得不到重視，很多大專家被迫退出學術組織領導職務，使得高端醫療人才不願加盟社會辦醫院。同時，在區域衛生規劃中，也很少把非政府辦醫院納入重點支持建設的範圍，這使得非政府辦醫院在規模、水平上受到很大限製，發展受到歧視。

        陳仲強坦言，北京大學國際醫院作為非政府舉辦的非營利性醫院，承擔著醫、教、研各項工作，也是以保障公眾基本醫療需求為核心的，但同樣麵臨上述部分問題。

        基層醫療未向社會資本“敞開大門”

        “保基本、強基層、建機製”是醫改工作的核心，在醫療衛生服務機構建設方麵，社會資本大有作為。然而，在何偉看來，我國在社區衛生服務機構以及鄉鎮衛生院的建設和規劃上，社會資本被擋在門外，受到很多限製。

        何偉告訴記者，政府對於社會辦醫的門檻要求普遍較高，一些“玻璃門”“彈簧門”很難突破。例如，不同地區對於社會辦醫的要求各不相同，有的地方政府要求，社會辦醫院要達到二級甲等以上水平;有的地方過分強調社區專科診所的麵積，要求配備先進的醫療設備。而事實上，一個普通的社區門診或者專科門診，保障的就是基本醫療，不能過分追求“高大上”。

        何偉表示，當前，很多國家在社會資本投資基層醫療衛生服務方麵，已經積累了很好的經驗，我國可以吸收借鑒。例如，日本94%的基礎醫療保障機構均有社會資本參與，同時，政府把管理職能交給行業協會，對準入標準、醫療質量等進行監管。“更重要的是，日本在臨床醫學專業認證方麵，隻分為醫學生、住院醫師以及專科醫生，不像我國還區分主治醫師、副主任醫師、主任醫師等，因此患者就不會盲目按級別挑選醫生，確保了患者的合理分流。”何偉說。

        政策製定要細更要落到實處

        明確社會辦醫的必要性，盡快出台鼓勵社會資本介入醫療的細則，逐步完善社會力量辦醫的配套政策，落實非政府辦非營利性醫院與公立醫院的平等政策等，成為委員們的共同呼籲。

        “國家反複說要加強社會資本投入，在這方麵特別需要動筋骨。”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宣武醫院神經外科主任淩峰表示，首先需要實現醫療水平同質化，加強對口支援，放開醫師多點執業。其次是經費問題，在財政經費有限的現階段，可以考慮2000所縣級醫院、1000所省級醫院、100所國家級醫院的運轉由國家財政承擔，其他都放開給社會資本。再次是醫保，對於社會辦醫以及公立醫院，醫保資格準入需要全麵放開。

        陳仲強建議，調整非政府舉辦非營利性醫院的稅負，使其與公立醫院相當;調整醫療服務購買辦法，對公立醫院以及非政府辦非營利性醫院實現公平、透明、合理的補償，促進醫療服務能力及管理水平的提高。此外，在技術準入、學術團體、重大項目論證、重大研究以及獎勵等方麵給予支持或預留相應空間，給社會資本辦醫營造良好的環境。

        何偉呼籲，國家應盡快出台關於鼓勵社會資本進入基層醫療衛生體係建設的文件，製定基本標準和管理細則，各地可酌情在這一基礎上微調，同時要限定辦理工作的時限，不給權力尋租的空間。強調“去行政化”，對於社會辦醫院，政府應降低門檻，弱化事前審批，強調事中和事後監管，對過度醫療、欺詐醫療等違法經營現象加大處罰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