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在即，醫改話題已提前預熱，醫和藥都充滿爭議。

　　醫改多年來都是兩會的熱門議題，特別是來自於醫藥衛生界的委員代表常常言辭犀利，直指問題所在。2014年兩會，多位代表炮轟藥品招標製度，火藥味濃重，展望2015年，同樣將可能會產生頗多亮點。公立醫院改革、分級診療、醫藥分開、社會資本辦醫、藥品招標、藥價改革、仿製藥等議題都將迎來新一輪關注。

　　醫改老問題

　　新醫改多年，投入不菲，但涉及體製的改革滯後。

　　首先，各種症結集中體現在公立大醫院。大醫院檢查多、處方多，看病不易、價格貴；等候多、交流少，醫患之間易起紛爭，短時間內並無改觀，而隨著醫療資源和病患繼續向公立大醫院聚集，一邊是大醫院供不應求，一邊卻是基層醫院人、物資源閑置，政府出動有形之手，也遏製不了大醫院的擴張，同樣也無法為基層留住患者，看病貴看病難問題依舊。

　　上述現象背後，根源仍然是政府過多的幹預。那就是醫療資源按行政級別配置的製度，使得大醫院聚攏了頂尖的專家，彙集了大量的醫療資源，而基層醫療機構能力不足，隻能淪為新人的訓練場，基層與社區醫療機構缺乏受居民信任的好醫生，在藥物配置上，基層也麵臨嚴重的藥物匱乏，分級診療製度無從談起。

　　同時，目前社會辦醫發展緩慢。全國政協委員、中日友好醫院院長許樹強在上一年兩會上表示，雖然政策環境和導向是支持社會資本舉辦非營利性醫院的，但操作層麵上，具體該如何辦理，如何審批，各地都遲遲沒有出台具體的操作流程和引導措施。對此，許樹強建議，應製定簡化的審批程序。同時，盡快放開允許醫生有序多點執業，必須從根本上改革其人事製度。

　　並且，中國醫保仍飽受詬病，主要在於其保障作用薄弱，保基本但不保大病，全國人大代表、河北省滄州市中心醫院院長溫秀玲在上一年兩會上表示，在新農合全覆蓋的情況下發生“自鋸病腿”式悲劇，表明我國農村雖然在“保基本”方麵成效顯著，但在“保大病”方麵仍有較大差距。

　　同時，盡管全國大多數省份建立了省內異地就醫結算平台，15個省份100個地市開展跨省醫保費用即時結算試點。但實際執行情況是，由於各省進程不同、新農合報銷範圍和力度也有區別，跨省即時結算僅是部分地區間點對點的探索。

　　對此，全國人大代表、農民工代表朱雪芹在2014年表示，“現時不同地區保障水平、繳費水平的不統一，醫保藥品、診療、服務設施等目錄編碼的不統一，都依然是擺在醫保異地漫遊前的一道屏障。”

　　全國人大代表、河北省保定市衛生局副局長、保定市第一中心醫院院長郭淑芹建議，推進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工作，一方麵要建立政府、個人和保險機構共同分擔大病風險的機製，形成有穩定的籌資渠道。另一方麵，要嚴格保險機構準入製度，加強對“過度治療”“無病拿藥”等醫療行為的監管，堵塞造成合作醫療資金無謂浪費的製度漏洞，讓更多資金用到保障救助大病、疑難雜症患者上。

　　全國政協常委、省僑聯副主席李崴則建議，為了避免“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問題再次出現，建議在“大病保險”中增加“大藥保險” ，把盡量多的藥特別是那些治大病的、不可替代的、貴重的“大藥”納入到“大病保險”的醫保報銷名 單之中。然後，隨著我國醫療福利水平的提高，再將報銷藥名單逐步地擴展到基本醫療保險之中。

　　此外，醫藥分開是老議題，目前各級衛生行政部門通常著眼於取消藥品加成，但收效甚微，因此有代表委員建議加快醫藥分業，比如，通過多種途徑剝離醫院門診藥房，推行社區醫療服務中心（站）不新設門診藥房和公立醫院剝離原有門診藥房的試點，利用社會藥店與醫院藥房的良性公平競爭滿足供應，並且把合法開辦依法經營的所有社會藥店，全部納入醫保範圍方便群眾用藥。

　　藥品招標采購

　　2015年伊始，浙江、湖南等多個省份啟動了新一輪的藥品招標，“降價”成為共同的基調，來勢凶猛，引發爭議。其中，浙江省在預先設定的“降價10%”的門檻基礎上，又對中藥注射劑、抗菌藥物及配送金額達前200位的品種再次降價。湖南更是在全國藥品招標最低價的基礎上，繼續降價；而山西的藥品招標價格，也以新一輪全國最低中標價的平均價作為限價。

　　而湖南省則在各省的藥品招標壓價風潮中引起了最大的爭議。因其砍價過猛，引發企業反彈，在1月28日，甚至有超過200家企業聯名抗議，部分工作人員聚集在湖南省政府門口集體“散步”。其後，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因批評湖南做法而與湖南省招標辦官員發生過節，雙方打起了筆墨官司，雖然最終息事寧人。可以預見的是，兩會中代表委員對當前各地實施的藥品招標采購製度的批評將會進一步升級。

　　實際上，在2014年兩會上，“唯低價是取”的藥品招標采購就已遭炮轟，25名兩會代表聯名簽署了《關於取消政府統一的藥品招標等製度的建議》。該《建議》稱，我國目前由地方政府主導的省級藥品集中招標采購，違背了“醫療機構是招標采購的主體的原則”，把買賣雙方正常市場行為變成了政府部門的行政審批，而且製定了空前繁雜的非必要的資料提供和審查程序，無端浪費了企業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剝奪了醫療機構招標采購的權力，並帶來一係列腐敗，嚴重影響政府的公信力。

　　代表們各抒己見，全國人大代表、山西省衛生廳副廳長謝紅提出，由於政府統一投招標，很多藥企為了競爭壓低價格，但中標後由於利潤太低無法生產，出現不供應、甚至造假行為，損害了患者利益。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科倫藥業董事長劉革新則表示，以低價論英雄的藥品招標製度，導致了一大批常用藥被迫退出市場。如果招投標不能取消，也要實行全麵綜合評判的原則，摒棄由價格最低者中標。

　　不過，衛計委和發改委列席人士當時在現場麵對炮轟時並未表態，此後衛計委則回複醫藥行業兩會代表提交的《關於取消政府主導藥品集中招標采購的建議》稱，將加強對各地區基本藥物招標采購的督導檢查力度，以及對“二次議價”等違規行為的監管力度。不過，隨著招標采購製度在各地延續並變本加厲，這一爭議延續至2015年兩會也是情理之中之事了。

　　財新記者獲悉，此次代表委員們將呼籲改變由各省級衛生主管部門統一包辦藥品招標管製的模式，變成由政府來製定規則，提供服務並監督公平交易，具體工作交由買賣雙方自行負責價格談判、采購及付款。發揮市場競爭機製，鼓勵醫療機構自發的聯合采購，促進現代醫院管理及內部監督機製的建立。

　　仿製藥與藥品管理

　　2015年伊始，同樣引發軒然大波的是代購抗癌藥第一人陸勇案，由此牽出藥品審批與管理的一係列問題。雖然陸勇在輿論關注下最終被釋放，但從藥品的行政管理製度到法律卻仍未作出調整，以及是否效仿印度全麵實施強仿製度，很有可能成為兩會代表委員關注的焦點。

　　在2014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吳以嶺表示，目前新藥臨床審批、新藥臨床申請、新藥上市、仿製藥申請等資料積壓量巨大，而每月審評能完成的量又很小，完成當前積壓的審評任務最多的項目需要50個月。吳以嶺建議，盡快破解固化審評體製下多重矛盾，增加藥審中心人員編製，增加外聘專家和技術支撐單位，使其與新藥評審任務相匹配。加大藥品評審的經費投入，打破科研投入上百億元而評審投入嚴重不足的怪圈。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貝達藥業董事長丁列明也表示，創新藥的審批時間、上臨床的時間遠遠長於國外同類審批的時間，建議借鑒國外的做法，如增加服務費，提高審批速度。

　　還有代表委員認為，目前西方國家不少生物藥專利都已到期，國外亦有不少人想回國來合作複製，但國內藥廠都不敢接，而且亦不敢開發新藥，因為國內開發新藥投個幾千萬甚至上億的成本卻不一定能通過審批，結果投資打水漂，因而不敢投入新藥開發，而且審批不出來並不是藥品不合格或者技術上有問題，而是人為的因素太多，嚴重地阻礙了我國醫藥工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