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南方的廣州市一直有中國最大的眼科醫院。不過大約五年前，中山眼科中心就展現出明顯的擴張需要了。

        越來越多的孩子因為近視帶來的視力模糊而來到了眼科中心，如此之多的驗光和配鏡需求，讓醫院擠得水泄不通。於是該中心添加了幾個新的檢查室——為了騰出地方，一些醫生和研究者被挪到了當地的一個商場。現在，一到就診者最多的寒暑假，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孩子們”湧入醫院——同樣要搬去商場工作的眼科醫生納丹·康登(NathanCongdon)說道。“孩子多到你基本沒法穿過大廳。”

        東亞一直沒擺脫這波空前的近視增長大流。60年前，中國人口的10%-20%是近視。而今天，接近90%的青少年和年輕人都近視了。在首爾，19周歲男性的近視率達到驚人的96.5%。

        世界其他地方也發生了近視率的劇增，歐美一半的年輕人都沒有免俗得了近視——廣泛程度已是半世紀前的兩倍。據估計，在未來五年之內，世界人口可能有三分之一——25億人——會患有近視。“我們正在走向一場近視大流行。”澳大利亞布萊恩·霍登視覺研究所(BrienHoldenVisionInstitute)近視項目的帶頭人帕德瑪賈·桑卡裏杜格(PadmajaSankaridurg)說道。

        圖片來源：IanMorgan,AustralianNatlUniv.

        近視可不隻是不方便而已。框架眼鏡、隱形眼鏡和外科手術能夠幫忙矯正視力，但它們並沒有解決深層的缺陷：近視者的眼球會稍稍伸長，晶狀體會將遠處物體的像會聚到視網膜之前，而不是視網膜之上。在嚴重的近視案例中，這種變形牽拉了眼球內部的組織，使之變薄，增加了視網膜脫落、白內障、青光眼，甚至是失明的風險。因為眼球會在童年階段生長，近視也普遍在學齡兒童和青少年中發生。在東亞，大學生年齡段的人裏大約有五分之一有這種嚴重形式的近視，而其中的一半可能會發展出不可逆的視覺喪失。

        這一威脅推動了相關研究的增長，以試圖了解近視的成因——而科學家們開始找到答案了。他們正在挑戰認為近視專屬於小“書蟲”的舊觀點，而在一個新論點下達成一致：給孩子們增加近視風險的，其實是太長時間的室內活動。“我們正在很努力地傳達這個訊息，孩子們需要在戶外花更多的時間。”凱瑟琳·羅斯(KathrynRose)說。她是悉尼科技大學視覺矯正學係的係主任。

        追蹤視力

        許多年來，科學群體都認為近視主要是因為遺傳。20世紀60年代的研究表明，比起基因不相同的雙胞胎，近視在基因完全相同的雙胞胎中更普遍，這意味著近視的易感程度受DNA的強力影響[1]。在科學家的努力搜尋下，基因組中超過100個片段都被發現與近視相關。

        但顯然，基因不可能解釋事情的全部。最明顯的標誌之一是1969年的一項對因紐特人的研究[2]。這些因紐特人住在阿拉斯加的北端，生活方式正在經曆變化。對於那些在孤立群體中成長的成年人，131人中隻有2人有近視。但他們的兒女和孫子中卻超過一半的人都成了近視。遺傳變化發生得太慢，不足以解釋這麼迅速的變化——因紐特人的例子也好，自那之後記錄到的全球近視率飛漲也罷。“一定有個環境因素導致了這些世代間的差別。”新加坡國立大學研究近視流行病學和遺傳學的邵星梅(音譯，SeangMeiSaw)說。

        在過去，科研人員認為近視的主要原因在於遺傳。圖片來源：shutterstock友情提供

        書本曾是明擺著的“凶手”。這個觀念在400多年前就有了，那時德國的占星師、光學專家約翰內斯·開普勒(JohannesKepler)將自己的近視歸罪於他所有的研究。這個觀念根深蒂固，在19世紀前，一些有名的眼科醫生會推薦小學生們使用頭靠以防止他們離書本太近。

        近視率在現代的增長反映出一個趨勢：許多國家的小孩正在花更多的時間來讀書，學習，或者黏在電腦或智能手機屏幕前——在東亞國家尤其如此。在這些國家，社會對學習成績的高度重視正在促使孩子們在學校待得更久，在學習上花更多的時間。去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的一項報告[3]指出，平均每個上海的15歲小孩現在每周要花14個小時做作業。相比之下，英國是5個小時，美國是6個小時。

        研究者們一致地記錄到了教育方式和近視普及度的強烈關聯。例如在20世紀90年代，他們發現以色列的青少年男性中，在猶太教會學校(yeshiva，學生成日學習宗教經文)學習的學生比看書時間少的學生們有著高得多的近視率[4]。在生物學層次看，說長時近距離用眼能改變眼球的生長貌似很合理，畢竟眼球會不斷調節射入的光線，使近處的圖像聚焦在視網膜附近。

        盡管這個觀點很吸引，但卻禁不住檢驗。21世紀初，研究者開始研究具體的行為，諸如每周讀多久書，看多久的電腦，結果沒有一個因素看起來是近視風險的主要貢獻者——但另一個因素卻是的[5]。在2007年，俄亥俄州立大學哥倫布分校驗光學係的唐納德·穆蒂(DonaldMutti)和同事們報告了一項研究結果，該研究跟蹤了加利福尼亞州500多名8-9歲的、視力正常的兒童[6]。該團隊調查了這些兒童的每日活動，“大概是事後才想到，我們又問了體育運動和戶外活動。”穆蒂說。

        他們沒做錯。五年後，每5個孩子中就有一個近視，而唯一一個和該風險強烈相關的環境因素是花在戶外的時間[6]。“我們覺得這個發現很奇怪，”穆蒂回憶道，“但這在我們分析數據時不停地出現。”一年之後，羅斯和她的同事們在澳大利亞得出了同樣的結論[7]。在對悉尼中小學中的4000餘個孩子進行三年的研究後，他們發現戶外活動時間少的孩子有著更大的近視風險。

        羅斯的團隊試圖排除這種聯係背後的其它解釋——比方說，孩子們也許在戶外進行了更多體育鍛煉，而益處也許是從鍛煉中來的。但室內體育運動的時間就沒有展現出這樣的關聯，不足以支持這項解釋。但戶外的時間卻可以，不論孩子們是在鍛煉、野餐，或者隻是在海灘上讀書。那些在戶外待得更久的孩子們並不一定減少了和看書本、看屏幕以及進行近距離工作的時間。“我們遇到的一些孩子在這兩項活動上都很積極，但他們並沒有變成近視。”羅斯說。近距離工作也許仍有些影響，但最重要的似乎是眼睛在明亮光線下的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