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中醫藥行業專業人士,楊金生在今年兩會上的提案顯得十分“周到”,大到涉及當前醫改的推進、中醫藥行業的發展、呼籲控煙等,小到對中藥發展政策該如何落實、基本醫療保障體係的標準、推進醫改頂層設計都提出了十分具體的建議。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中醫藥行業專業人士,楊金生在今年兩會上的提案顯得十分“周到”,大到涉及當前醫改的推進、中醫藥行業的發展、呼籲控煙等,小到對中藥發展政策該如何落實、基本醫療保障體係的標準、推進醫改頂層設計都提出了十分具體的建議。
關於醫改,楊金生談了很多,但他自始至終都在強調,醫改要“四方聯動”。所謂“四方聯動”是指,在原來“三醫聯動”的基礎上,把患者調動起來,四個方麵同時互動。“我國當前醫改麵臨的最大困難就是四個方麵還沒有統籌協調好”,楊金生說。
要做到“四方聯動”,必須在醫療機構、醫保部門、醫藥部門、百姓四方之間找到一個契合點。楊金生指出,當前四方之間矛盾的核心焦點是錢。
楊金生說,患者想少出錢或者不出錢;醫藥材業是想企業發展,想賺錢;人社部醫保部門就那麼多錢,可能這次看病報銷了,下次就不能報銷了;醫院裏頭,政府投入醫療機構的錢夠供醫生工資的10%左右,醫生還要賺錢。這四個在一塊,患者想少花錢,醫保想少報銷些錢,四個部門攪和在一起,這就需要政府出麵來協調,找到最佳的契合點。
“很多患者認為醫改是衛生部門的事情,實際上醫改並不是衛生部門一家的事。”
醫療機構的職責是如何讓患者方便的看病(方麵的預約,預約到對口的專家),要能控製疾病的發生。
醫保部門應該關注怎麼提高參保水平,怎麼樣能給患者多報銷一點的問題。
醫藥部門負責保證藥品的供給,思考的應該是如何降低診療設備、一次性耗材的價格,讓患者買到真正便宜放心的藥。楊金生說“現在看病貴,核心是藥貴”。據他介紹,目前很多國產藥不在國家統一的藥物目錄中,所以很多藥品的供給都隻能靠進口,相比於國產藥,進口藥品價格就高了不少。而且醫院的大型設備都是國外產品,比如導管和支架。所以,現在看病的費用主要是藥費和診療設備費。“真正給醫院的錢,就是醫生的掛號費”。楊金生說自己是教授,工作已有30年,掛號費是14元,其中包括診療費4元和掛號費10元。
另外,應當對患者加強醫學知識宣傳,讓患者對健康持正確的期望值,“患者要正確的理解疾病”。楊金生認為現在很多到醫院慕名找專家掛號的,其實就是找老專家討個“明白”,事實上諸如腫瘤之類的難治病,診療方案都一樣。“醫生也會得病,有些病醫生也是無能為力,但患者覺得我花錢了, 我的病就一定要看好,很多醫患矛盾就是這樣發生的。”患者沒有正確理解、認識疾病,認為花了錢卻沒達到看好病、延長生命的目的,矛盾就顯現出來了。
楊金生今年兩會提案的第二條是關於醫改推進醫改頂層設計的,他建議建立居民健康和診療信息化平台。
目前,因為沒有信息共享平台,病人在同一地方的不同醫院和不同地方的醫院看病,存在重複檢查的可能性,這在無形中增加了看病者承擔的費用。
楊金生說,建立居民健康信息和診療信息的平台以後,如果想了解一個人的健康狀況,隻要輸入身份證號和密碼,就能知道他什麼時候得過什麼病,用什麼方法治療效果好,一目了然。
建立居民健康和診療信息化平台不僅可以惠及千萬群眾,同時對政府部門的管理工作也大有裨益。“國家也能統計到底那些人參加了醫保,也能統計到底那些人得了哪些病,從科研的角度來說也可以進行研究。建立這樣一個健康管家,政府要引導大家去做”,楊金生說。
談及醫患矛盾,楊金生將其歸結為“三個方麵”。
一是患者覺得價格高,承受不了,而這不是醫療機構能解決的,要保障部門去解決。
二是患者對健康的期望值太高。患者不了解疾病,對健康的期望值和病情的痊愈情況之間有偏差。楊金生舉例說,他看心腦血管疾病的,得了高血壓就得用藥物來控製,而患者一般總想讓醫生用一個藥把病治好,這是不可能的。糖尿病也一樣,得了就幾乎是終身疾患,一直得靠吃藥控製。同時,有些虛假的廣告對患者也造成誤導,患者應當要找正規的醫生,正確的了解自己的健康狀況。
三是責任事故。有些醫療機構,極個別的醫生有不夠敬業、業務不夠熟練,出了一些責任事故。醫患關係出現矛盾以後,要正確區分技術事故和責任事故。所謂技術事故就是指,這個病是醫學科學發展過程中,暫時還不能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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