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春天，張進被診斷為“中度抑鬱偏重”，由此開始了他的抑鬱症治療之路。

　　彼時，張進為人所知的身份，是業界知名媒體“財新傳媒”的常務副主編。作為國內享譽度頗高的財經媒體，張進是該團隊的核心成員之一。

　　大概半年後，張進在博客中寫下《地獄歸來》，首次記述了自己患病和求醫的經曆，並由此展開了有關抑鬱症的研究、思考和寫作。今年9月，文章結集出版成書，取名《渡過》。

　　抑鬱症患者和資深媒體人的身份，給了張進了解、傳播抑鬱症知識的有利條件，但張進所做的，更多源自一份求知和助人的熱忱：抑鬱症到底是什麼?人為什麼會得抑鬱症?患者和普通人該如何去對待它?

　　圍繞抑鬱症，縱然已有很多專業或非專業的文章和出版物，卻很少有像張進這樣坦誠而不失客觀、深入卻不晦澀的記錄。對此，張進的主治大夫、安定醫院的薑濤給予了很高評價，稱《渡過》彌補了精神科醫生在語言文字方麵的欠缺，“樸實、精確地”展現了抑鬱症。

　　無法單靠心理治療

　　準確地說，張進是一名“雙相情感障礙抑鬱發作”的患者，而非單純的抑鬱症。

　　求醫後的兩三個月裏，張進的病情一直沒有減輕，反而加重了。在朋友的建議下，他換成了現在的主治醫生薑濤，開始服用新的藥物。

　　薑濤告訴張進，他得的是“雙相障礙”中的“軟雙相”—抑鬱症分單相和雙相，前者是典型的抑鬱症，後者則不但有抑鬱症狀，也有興奮症狀。雙相的表現又千差萬別，醫學界將其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表現出明顯的興奮和狂躁，另一種即“軟雙相”，大意是以重度抑鬱為表征，躁狂跡象不顯著。

　　這一次，在挨過藥物的副作用後，張進的病情突然有了好轉。

　　藥物的突然見效讓張進對抑鬱症的治療產生了極大好奇，他“把用過的11種藥，它們的化學結構、適應症、不良反應、毒理藥理，挨個研究了一遍，並由此延伸到抑鬱症的病理知識……”在係統學習了精神科教材，並觀察、采訪了許多病例之後，張進開始撰寫一係列文章，其中既有《抑鬱症是心理病變還是器質性病變》《誰最容易得抑鬱症》這類對抑鬱症發病原因的探討，也有《為何抑鬱症患者容易自殺》《雙相是怎麼回事》這類知識普及性的文章，還有《如何幹預抑鬱症患者自殺》這樣實用而具體的建議。這些直中要點且平白易懂的文章在網上獲得了很高的閱讀量。

　　作為受過良好教育、文字功底深厚的媒體人，在吸收了大量專業知識後，張進在文章中既有對抑鬱症及其診療的深刻思考，也有更為開放的態度。比如，他提出“抑鬱症”的名稱不科學，稱為“腦功能失調症”更好;比如，在討論治療方法時，他指出人們對“治標治本”問題的誤解;他力勸患者求醫，強調抑鬱症是一種器質性疾病，不能單靠心理治療的方法應對。

　　張進本人對心理谘詢持懷疑態度，他用詼諧的筆調講述了自己麵對各式各樣心理谘詢師的經曆—但這並非否認心理治療，張進也認為，徹底治愈抑鬱症需要內心的力量，隻是中國目前的心理谘詢師往往良莠不齊，特別對中度到重度抑鬱症患者來說，心理治療更是難以起效。

　　張進更青睞的是“做自己的心理醫生”，《渡過》因此“從大腦科學原理和心理學層麵，探討患者如何理解自我、觀照自我，完成精神世界的重建”。

　　遺傳和貧困，抑鬱症的兩大起因

　　根據中國最近的一次抑鬱症流行病學調查—由加拿大學者費立鵬在2001-2005年間的調研數據顯示：中國抑鬱症的患病率為6.1%，其中得到治療的比率，被廣泛引用的兩個數字是5%到10%;而患上抑鬱症後不予治療的結果，醫學界大致認同的數據是：三分之一可以自愈，三分之一發展成慢性，三分之一自殺。

　　事實上，單相抑鬱藥物治療的有效性接近70%，雙相情感障礙則低一些。比起其他方法，藥物治療可以給抑鬱症患者的康複機會大得多，用張進的話說，是“最不壞的選擇”。

　　《渡過》中記錄了不少陷入抑鬱症的普通人，通過這些文字，可窺抑鬱症患者萬象。其中有患病五年拒絕吃藥而堅持心理治療的媒體人，有研究機構的博士，有表麵陽光的女大學生……

　　抑鬱症的診斷和治療都呈現出複雜和不確定的因素，這源於其發病機理依然未得到足夠的認識。本書中，薑濤的一句話概括了人們對抑鬱症的認識程度：“如果說當代醫學對糖尿病的認識達到近代的話，對大腦疾病的認識恐怕還停留在公元前。”

　　2014年2月，由英國牛津大學喬納森·弗林特(JonathanFlint)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在人類基因組中首次找到了兩個與抑鬱症有強相關證據的基因位點，這一開創性的發現發表在7月15日的《自然》雜誌上。

　　抑鬱症和遺傳的關係很大。盡管許多病都有遺傳特性，但根據薑濤給出的數據，抑鬱症的遺傳度高達80%，也就是說，一旦攜帶致病基因，發病的可能性是80%。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喬納森·弗林特的研究建立在中國漢族女性抑鬱症患者的樣本上。由於人口眾多，國內更容易招到大量遺傳背景比較接近的誌願者，而且，正因為抑鬱症診斷不發達，所以患者中重症的比例較高(招募到的抑鬱症患者中，有85%所患的是無法感受到快樂的憂鬱型抑鬱障礙)。喬納森·弗林特在研究中還發現，由於受教育程度不同，中國抑鬱症患者的症狀呈現出比較顯著的差異：低學曆患者出現的往往是軀體症狀，比如某些身體部位疼痛;高學曆患者則多出現活動降低、工作能力喪失等。

　　“文化人”才得抑鬱症，也是中國對抑鬱症的誤解之一。在安定醫院診室旁聽過醫生看病的張進明白，窮人才是抑鬱症的最大群體，研究也顯示：貧困是抑鬱症的一大誘因—在此之前，張進和許多人一樣，以為抑鬱症是一種“高級病”。

　　張進：外界的追問，是一種優越感的體現

　　對張進本人來說，從患病到治愈，他完成了一次艱難的人生蛻變。在書的後記裏，他寫：“(患病的)兩年半來，一直沒有停止對自己的重新認識。完成這篇文章後，我的反思基本完成。人們窮其一生，都不會結束對生命的永恒追問，在奔向知天命之年時，我有此認識，並不算晚。”

　　抑鬱症在帶給張進痛苦的同時亦讓他有所收獲：“一個人在病程中，會暫時失去很多社會功能，但大腦從未停止思考。既已陷入人生最低穀，就沒有必要粉飾和虛誇，而可以直麵內心，用手術刀解剖過去，梳理人生的成敗得失。當再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時候，轉機就將到來。”

　　時代周報：書中提到，抑鬱症更應該被視為“一組”病因和發病機製不同的病症，而不是“一種”病，而且，醫學界對抑鬱症包括其他神經症和精神疾病的診斷標準，本身也經曆了變化，你甚至提出抑鬱症應該叫“腦功能失調症”，是不是可以說，我們現在之所以認為存在一種叫抑鬱症的疾病，其實是現象層麵的歸納?但另一方麵，如果隻是從現象層麵去判斷，似乎標準也很模糊，醫生也往往稱抑鬱症的表現個體差異很大。對此你怎麼看?

　　張進：是的。抑鬱症的一大特點，是特異性。不同的人，症狀會不一樣;同一個人，在不同期的症狀也不一樣。同一種藥，不同的人、同一人在不同情境下，服用後的效果也不完全一樣。這增加了抑鬱症治療的難度。

　　時代周報：你反對給抑鬱症患者貼標簽，但其實“‘抑鬱’症患者”本身是一個可能會跟隨人一輩子的標簽，你認為人們對抑鬱症的這種敏感從何而來?

　　張進：因為這是一種精神疾病。精神上的不正常，比軀體上的不正常，更讓人側目。

　　時代周報：抑鬱症患者常不被理解，特別是病情嚴重的自殺者。不少自殺者留下過或多或少表達心境的文字，但這些文字也難以讓正常人理解他們的痛苦。作為一個過來人，你認為普通人該以什麼樣的態度看待抑鬱症患者的自述?

　　張進：其實抑鬱症患者自己也很難說清楚，普通人就更難理解了。說實話，我也不追求這種理解。這不重要。如果說我有希望，那就是希望局外人保持一種開放的心態就可以了，即不把自己的主觀判斷當成事實判斷。

　　時代周報：在關於翻譯家孫仲旭自殺的文章中，你指責人們對患者患病原因的猜測、追問是為滿足窺視欲，認為這種追問沒有必要，但同時你也認可患者“自渡”、提倡“當自己的心理醫生”。能不能說這種自我治療的過程其實也是患者自己求得解釋的過程?如何看待解釋和治療的關係?

　　張進：外界對患者患病原因的猜測、追問和心理治療無關，隻是潛意識中優越感的體現;“當自己的心理醫生”則是自己探尋自己的病因，當然有價值，無論這種探尋能否接近本質。如果找到了本質，我相信有助於輔助藥物的治療。

　　時代周報：為了研究抑鬱症，你曾在雙休日去醫院診室旁“聽”醫生看病，病人對此有什麼反應?這種旁聽持續了多久?

　　張進：斷斷續續持續了半年多吧。剛開始覺得很新鮮，後來漸漸覺得千篇一律，收獲不那麼大，就不去了。在薑濤的診室裏，人多得很，都在等待輪到自己，所以沒有人注意到我。即使我去詢問，也沒有人注意，因為患者在等待的時候都在交流病況。

　　時代周報：能否講講你現在的情況，是否還在吃藥?病情是否穩定?

　　張進：穩定，但還在吃微量的藥，也許可以停了，但是薑濤希望我再等兩年，不要冒險。

　　時代周報：因為你寫的文章，許多人跟你聯係、向你求助，這會不會打擾你的生活?

　　張進：現在找我的人越來越多，逐漸覺得是個負擔，但這也是自我肯定之源。我還是會盡最大努力去幫助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