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酒被認為是導致死亡和致殘的第三大可變危險因素，飲酒會有獲益，也會產生危害，但此類主要是在高等收入國家進行。

日前，在全球五大洲不同經濟水平的12個國家進行前瞻性隊列PURE研究，結果顯示，目前正在飲酒者與不同臨床結局的相關性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對相關性影響存在差異。

文章在線發表於9月17日的《柳葉刀》雜誌，第一作者為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人口健康研究中心Andrew Smyth博士。

前瞻性城市和鄉村流行病學(PURE)研究，招募個體年齡為35-70歲。采用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分析酒精消費與死亡、心血管疾病、心肌梗死、卒中、酒精致癌症、外傷、住院以及以上7項複合終點的相關性。

研究共納入114970名成年人，11%(12904)來自高收入國家，包括瑞典和加拿大;21%(24408)來自中高收入國家，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波蘭、南非和土耳其;43%(48845)來自中低收入國家，包括中國和哥倫比亞;25%(28813)來自低收入國家，包括印度和津巴布韋。

隨訪中位時間為4.3年，有31%(36030)的個體經常飲酒，與心肌梗死發生率降低相關(HR0.76，95%CI0.63-0.93)，但卻增加酒精相關癌症(HR1.51，95%CI1.22-1.89)和外傷(HR1.29，95%CI1.04-1.61)發生率。飲用量大與死亡率高呈正相關(HR1.31，95%CI1.04-1.66)。

與從未飲酒者相比，高收入和中等偏高收入國家的經常飲酒者的複合終點風險比顯著下降(HR0.84，95%CI0.77-0.92)，但中等偏低收入和低收入國家沒有下降(HR1.07，95%CI0.95-1.21，P<0.0001)。

同期述評

中、低收入國家的酒精負擔

全球約4%的疾病負擔由飲酒導致。放縱飲酒和大劑量飲酒是重要原因。放縱飲酒增加外傷和心血管疾病風險，癌症風險隨劑量增加而增加，但少量和中度飲酒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風險。目前有關飲酒流行病學最大缺陷是缺少低收入國家的研究，但這些國家隨著收入的增加和酒水企業的促銷活動增多，飲酒量在不斷增加。

Andrew Smyth及其團隊成員報告的PURE研究結果，填補了這一空白。大型多中心前瞻性PURE研究，有來自12個高、中、低不同收入水平國家的114970位受試者參與，中位隨訪4.3年，分析飲酒與心血管健康、癌症、外傷、住院和死亡的相關性。基線時進行酒精消費的標準測量，且整個試驗均用相同的健康結果。排除標準為有心髒疾病、卒中或癌症病史。收集所有潛在混雜因素，包括年齡、性別、血清高密度脂蛋白、體質量指數、種族、教育水平、糖尿病、高血壓、肝炎、黃疸、服用的降低心血管事件藥物、體育活動、飲食和吸煙。複合措施整體評估健康結局。

低、中、高收入國家的飲酒人群存在差別。高收入國家飲酒人群以中年人居多，男性、女性均有，中低收入國家以男性為主。

Andrew Smyth的研究顯示，中高收入國家的酒精消費與死亡率有淨相關性，且中度飲酒者致命性心肌梗死和住院風險的降低，可以抵消年輕飲酒相關外傷和老年飲酒的高風險。但這種中度飲酒的心血管疾病保護效應在中低收入國家未發現。

在所有國家，酗酒均會增加死亡率和外傷發生率。中低收入國家飲酒可能會較少，但危險更需得到警示，因這些國家的飲酒者很可能會參與最危險的飲酒形式，如因精神問題而突然罕見的大量飲酒，這種飲酒形式對健康較多次小劑量飲酒更有害。

該研究同樣存在幾處缺陷。

首先，飲酒的數量和頻率僅在基線時進行了評估，接下來的評估僅僅是將飲酒分為從未、以前和目前三類。較基線評估的飲酒形式，最近飲酒可能是外傷和心血管事件更強的預測因子。

其次，以前的飲酒者都在健康指數上有較差的結局，但在他們停止飲酒前，沒有這些人飲酒情況的信息收集。這些缺陷會導致飲酒評估的錯誤測量，從而弱化飲酒與不良健康結局的關係。

第三個缺陷是相當短的隨訪，不良事件發生率數量較小，如：評估中度飲酒和心肌梗死、卒中、癌症和外傷關係隻有少於70例的患者。從而限製了研究統計效力。

與此同時，我們要馬上行動，為中低收入國家政府提供更充足的證據，可以增加降低飲酒相關疾病負擔公共健康優先權。通過實施最有效的人口政策阻止有害飲酒，可以通過提高酒水的價格，降低飲用的可能性，特別是對年輕人，從而阻止酒水企業促進頻繁飲酒帶來的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