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克獎之後，屠呦呦被稱為“離諾貝爾獎最近的中國女人”，四年之後，她與諾貝爾獎的距離變成了零，不負眾望地成為首位獲得諾貝爾科學獎項的中國人，站上了科學榮譽的巔峰。

然而，在令國人歡呼雀躍的榮光背後，隨之而來的，卻是各式各樣的疑問，既有關於這次諾獎評選的，也有針對她本人的。

疑問之一：諾獎為什麼“複古”?

在屠呦呦之前，一共有過三個與瘧疾相關的諾獎，分別是：一、1902年，發現瘧疾經由蚊蟲傳播的英國軍醫官羅斯(Ronald Ross);二、1907年，發現瘧疾病原體是血液中的瘧原蟲的萊佛蘭(Alphonse Laveran);三、1948年，發現DDT是滅蚊良藥的瑞士化學家穆勒(Paul Hermann Müller)。

時至今日，最近的一個有關瘧疾的諾獎也過去了大半個世紀，諾獎評選委員會為什麼“發思古之幽情”，將獎項頒給寄生蟲研究，的確令人感到有些疑惑。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藥理學研究者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屠呦呦的研究完成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隨後的半個世紀以來，尤其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生命科學飛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值得諾獎表彰的結果還有許多，此次頒獎之前，許多人都猜測分子生物學的研究成果將會獲獎，沒想到最終花落寄生蟲研究。這位研究者表示，與其他不少獲得科學界認可的生命科學研究成果相比，寄生蟲研究“相對小眾”，學術意義也有所不逮。

關於這個問題，北京大學醫學史研究中心主任張大慶有不同看法。張大慶對青蒿素的研發過程有深入研究，在他看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獎勵的是兩類成果，“一類對人類知識作出巨大貢獻，一類對人類健康作出巨大貢獻”，諾貝爾獎作為回顧性、總結性的獎項，表彰“對人類健康作出巨大貢獻”的青蒿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像馬克思那句名言說的那樣，哲學家們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青蒿素屬於改變世界的研究成果”。

張大慶與北大生命科學學院前院長饒毅及北大醫學院博士生黎潤紅合作的《中藥的科學研究豐碑》一文也高度評價青蒿素，將之與“三氧化二砷治療白血病”並列，稱為“中國過去一個世紀最重要的兩項來自中藥的藥物發現”，“救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

疑問之二：院士為什麼評不上?

屠呦呦獲諾獎之後，《人民日報》官方微博重新發布了一篇源自人民網的舊文《屠呦呦為什麼落選院士》，文中特別提到，“因為沒有博士學位、留洋背景和院士頭銜，屠呦呦被戲稱為‘三無’科學家”。此文被轉發近九千次，引發了網民對“兩院院士的評選標準、方法和程序”的疑問。

然而，屠呦呦之所以落選院士，除了此文中提到的“默默工作、不善交際、敢講真話”等原因，還有其他更為複雜的原因。

就屠呦呦個人而言，1969年，身為中醫研究院(現更名為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實習研究員的她應召加入全國性抗瘧研究計劃“523任務”，並於1971年下半年提出用乙醚提取青蒿，在青蒿素的發現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從此之後，再無重大研究成果。四十年來，她的代表作，隻有一篇論文《一種新型的倍半萜內酯——青蒿素》(發表於1977年，署名“青蒿素結構研究協作組”)和一本專著《青蒿及青蒿素類藥物》(出版於2009年)。

即便如此，據曾與屠呦呦在中醫科學院共事的某位知情者透露，從理論上來說，屠呦呦仍然有可能評上兩院院士，真正對她起到阻礙作用的，是她在中醫科學院內的尷尬處境：一方麵，中醫科學院對屠呦呦的研究存在十分迫切的需求，這樣一來，在科學話語占據主流地位的醫學大環境之下，中醫就可以獲取一定程度的正當性;另一方麵，中醫科學院對屠呦呦的研究又不得不刻意保持距離，原因在於，屠呦呦的研究無法納入中醫理論體係，為了維護中醫的正統性，屠呦呦處於事實上的邊緣化狀態，“2011年拿拉斯克獎之前，她基本上是被冷落的，沒有什麼事情可做，拿了拉斯克獎以後，稍微好了一點兒，但是，很多事情還是不讓她經手”。屠呦呦落選院士的遭際，從深層來看，源於這種正當性與正統性的衝突——中醫研究院更名為中醫科學院，正是這種衝突的體現。

這位知情者提醒澎湃新聞記者，目前中醫藥領域共有如下兩院院士：陳可冀、李連達、程莘農、王永炎、石學敏、吳以嶺、張伯禮。這些兩院院士的一大特色，是致力於將中國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相嫁接，如中醫領域唯一的中科院院士陳可冀就是第一代中西醫結合專家，又如工程院院士程莘農曾長期進行針灸基礎理論研究，並主持多個有關針灸的科研項目，編寫針灸教材。與這些院士相比，屠呦呦是極其缺乏中醫特色的，這也是不少中醫藥人士共同的看法。

這位知情者感歎道，如果大家不執著於中醫“天人合一、辯證論治”的理論話語，換個角度來看屠呦呦的研究，不難發現，她所從事的，其實是中藥的科學化研究，或者說植物藥的科學化研究。這與中藥藥理學研究先驅陳克恢的研究工作極為類似：從麻黃這味中藥中分離出左旋麻黃，並將之用於治療支氣管哮喘、幹草熱和其他過敏性疾患。簡單來說，這相當於將中藥“去特色化”，把其中所蘊含的藥理轉換成全世界都能理解的語言，故而得到了西方醫學界的高度評價。但是，這條本該是康莊大道的路，現在越走越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點，在於對中醫特殊性的過分強調，以及對中醫理論體係的過分執著。

疑問之三：青蒿素與中醫是什麼關係?

這一疑問，可說由來已久，是“中醫粉”和“中醫黑”長期捉對廝殺的核心議題，而屠呦呦榮獲諾獎以後，關於這一話題的爭論，已經達到白熱化的程度。正如複旦大學教授嚴鋒在微博上所感歎的：“看到屠呦呦教授榮獲諾貝爾獎的特大喜訊，非常激動，同時也預感到江湖上一場血雨腥風空前慘烈的超級大撕即將拉開序幕。”

這一問題，其實是不存在疑問的，也沒有爭論的必要，正如《中藥的科學研究豐碑》一文所說的那樣，“區分中醫理論(Chinese Medical Theories，CMT)和中藥(Chinese Medicines，CM)，而避免使用常見的中醫一詞(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厘清了概念，問題自然也就迎刃而解。諾獎委員會成員漢斯在麵對記者“能不能說這是你們第一次頒獎給中醫”的提問時，也特別強調，“我們不是把本屆諾獎頒給了傳統醫學”，“我們是把獎項頒給受傳統醫學啟發而創造出新藥的研究者”。

“受傳統醫學啟發”是非常嚴謹、恰當的表達。張大慶也表示，青蒿素不能說與中藥毫無關係，“還是受到了啟發，獲得了一些靈感的”，但是，它的研發其實遵循的是現代藥理學和化學的方法，經曆了非常嚴格的提純-再試驗-測定化學結構-分析毒性藥效-動物試驗-臨床試驗-提取工藝優化-生產工藝的製藥流程，“這和我們傳統所說的中藥不一樣，療效和毒性都是非常明確的，不會因人因時因地而異，不是說中國人吃了能治瘧疾，非洲人吃了就不能治瘧疾”。

成都中醫藥大學的王家葵教授長期從事中藥藥理學研究，他從兩個方麵為澎湃新聞記者解釋了青蒿素與中藥之間的關係。

首先是植物學方麵。中醫藥典籍記載長期以來都存在著“名實分離”的問題，也就是說，古人所說的青蒿，其實是一個大類，包含了許多植物。如今我們所說的“青蒿”是不含青蒿素的，倒是“臭蒿”或“黃花蒿”才含有青蒿素。這是受日本植物學家犯下的錯誤影響。當初日本學者厘定草本植物的拉丁文名稱時，根據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的描述，誤將青蒿係於Artemisiaapiaceahance之下，又將黃花蒿定名為Artemisiaannua Linn。而Artemisiaannua Linn，才是含有青蒿素的藥物。

其次是化學方麵。青蒿素是從黃花蒿中分離得到的一種倍半萜內酯過氧化物，倍半萜內酯的特點是脂溶性較高，這就意味著，傳統中藥加熱煎服的方法，將對青蒿素造成破壞，使其失去治療作用。但是，東晉葛洪在《肘後備急方》所記載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倒的確有可能提供成功的線索，這裏的關鍵在於，沒有經過加熱煎服這一過程。

疑問之四：如何評價屠呦呦的貢獻?

這一問題，也恰恰是長期以來圍繞著屠呦呦的爭議的核心所在，它所指向的問題，其實是如何評價那個特殊的曆史時期。

必須明確的是，運用現代藥物學方法在中醫藥典籍中尋找治療瘧疾的良藥，屠呦呦之前早有其人，這就是中國藥理學的奠基者之一——張昌紹。

日本侵華戰爭時期，中國大批民眾遷到四川、雲南等地，對西南地區的“瘴瘧之氣”極不適應，尤其是進入緬甸作戰的軍隊，深受瘧疾困擾。當時的東南亞正被日軍侵占，全世界九成以上奎寧產地都掌握在日軍手中，這導致中國進口奎寧極為困難。張昌紹從中藥“截瘧七寶飲”中獲得靈感，發現中藥常山有極好的治療瘧疾的效果，進而從中分離出了常山堿。遺憾的是，常山的抗瘧作用雖然強，催吐的副作用也很強，對肝的毒性也很大，最終遭到放棄。

1949年以後，北京、上海、廣西的寄生蟲研究所都在不斷地進行相關的嚐試，這些前人的嚐試，都為屠呦呦的成功打下了基礎，作好了鋪墊。

而另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則是時代的特殊性。黎潤紅、饒毅、張大慶在論文《“523任務”與青蒿素發現的曆史探究》如此寫道——

青蒿素的發現具有時代的特殊性。它經曆了從“文革”開始前的應急階段到“文革”開始後的大協作再到“文革”結束後的成果分享階段;它經曆了最開始的軍隊內部到軍民合作再到後來的以民間為主;同時它還經曆了從戰備任務到常規任務的轉變。可以說如果不是戰備任務、不是多個部委一直抓(特別是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這項工作)、不是在“文革”那樣特殊的環境之下，青蒿素的發現可能不會那麼早。青蒿素的發現經曆了無數的困難和挫折，在各級“523辦公室”的有效管理和協調下，北京中藥所，雲南省藥物研究所和山東省中醫藥研究所分別獨立地完成青蒿提取物和青蒿素的分離和初步臨床試驗，如同接力賽一樣，而在青蒿素結構測定過程中，有機所從化學角度、生物物理所用X射線單晶衍射的方法，北京中藥所從中協調，“523辦公室”整體掌控並集合其他單位的設備及人力資源，舉全國之力共同協作。各研究單位在青蒿素研發過程中的不同時期發揮了各自不同的作用，才保證了青蒿素的發現這一曆史性創舉得以在短時間內獲得成功。原衛生部副部長黃樹則在各地區瘧疾防治研究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同誌工作座談會上對“523任務大協作”的評價來縮影青蒿素成功發現過程中的協作——思想上目標一致，計劃上統一安排，任務上分工合作，專業上取長補短，技術上互相交流，設備上互通有無。若一定要確認在青蒿素發現中個人的貢獻的話，如同田徑比賽中多人接力賽，屠呦呦是其中一棒的衝刺人。因此，青蒿素發現的成果應屬於這個團隊。

說到團隊，畢業於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現於上海中醫文獻館從事中醫文獻研究的胡穎翀則表示，從植物中成功提取藥物，比例極其之低，為世人所熟知的案例，如柳樹皮中提取阿司匹林、金雞納樹皮中提取奎林、罌粟中提取嗎啡，都極其偶然，“從藥物化學和植物藥學的角度來說，屠呦呦能夠從黃花蒿中提取青蒿素，是非常不容易的”，獲得諾獎也屬理所應當。但是，與她同時代的研究者當中，有幾位的貢獻“完全不弱於她”，如今在我們向她表示祝賀和感到欣喜的時候，也不應忘記這些研究者的名字。比如，率先發現青蒿的抗瘧作用的餘亞綱和顧國明。

張大慶也向澎湃新聞記者表示，四十年前那種舉全國之力地狠抓某項科研任務的時代已是一去不複返，“這種科研模式不具備可持續性和可複製性，屬於特殊曆史時期的產物”，但是，屠呦呦本人所起到的關鍵作用仍然值得肯定，她也是那個時代的科研工作者的縮影。

當然，無論圍繞著屠呦呦的疑問有多大，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作為首位獲得諾貝爾科學獎項的中國人，她標誌著一個石破天驚的開始，和一個無限可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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