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海浪（化名）在一次體檢中，意外被檢測出攜帶HIV病毒。擔心村裏人知曉病情後異樣的眼光，他拖著病體從西北農村老家隻身來到北京這個舉目無親的大城市。

　　然而不久，一次再普通不過的感冒卻將他帶到生死邊緣。伴隨著高燒不退、渾身乏力，他開始哮喘、呼吸困難，才過了一個多月，原本130多斤的體重就下降到80多斤。

　　在體檢中，他才得知自己的CD4免疫細胞已經下降到40/mm3，不足正常人的1/10。免疫係統的崩潰讓各種疾病乘虛而入。

　　在北京佑安醫院接受了近半年的抗病毒治療，他的CD4免疫細胞才逐漸恢複到300/mm3。現在，他每天仍在服用抗病毒藥物。否則，一旦停藥，病毒載量還會升高,各種疾病又會襲來。

　　“抗病毒藥物像一把‘雙刃劍’，在抵抗HIV病毒的同時，卻會極大地損害患者的心、肝、腎、腦等器官，長期服用也會對機體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害。”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放射科主任李宏軍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指出。

　　11月10日，由佑安醫院承辦的第五屆國際艾滋病臨床影像學術會議暨第三屆感染與傳染病影像學術會議在京舉行。記者在會議上了解到，目前我國艾滋病病例發病率與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由於醫療體製製約，艾滋病預防依然存在盲區，而醫療技術突破難也使防治工作具有一定的滯後性。

發病率走高 死亡率居首

　　近年來，我國艾滋病發病與死亡人數持續增加，每年國內HIV病毒感染病例超過4萬人。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1年底，國內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達到78萬餘例。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中，有5個省份的病例超過5萬例，13個省份超過1萬例。

　　由於艾滋病患者所攜帶的HIV病毒可以進入人體細胞核，甚至是染色體，可以對機體造成巨大破壞。

　　“盡管如此，HIV病毒本身並不會直接導致HIV感染者死亡，然而由於它長期潛伏在體內對免疫係統造成巨大破壞，極大地降低了機體的免疫力，使呼吸、腸胃、骨骼、皮膚或心血管係統出現嚴重的並發症，從而導致患者死亡。”佑安醫院院長李寧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指出。

　　據統計，在我國39種法定傳染病中，艾滋病的死亡率居首位，占所有傳染病死亡人數的45%。其中，85%的患者死於艾滋病並發症，而非HIV病毒本身。

　　事實上，為了及時發現HIV感染者，做好防治工作，我國在艾滋病防治方麵投入了大量的人財物力。據2008年統計數據，我國艾滋病確診實驗室達到了244個，初篩實驗室近8000個，監測點有1080個。經過4年發展，這些數字還在迅速增加。

　　盡管如此，我國艾滋病新發病例仍在持續“走高”。據統計，2007年，國內艾滋病病例死亡人數為2萬，2009年增加到2.6萬，2011年增長到3.8萬。

　　“由於已經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和隱性的感染者陸續進入發病期，死亡人數還會持續增加，防治工作迫在眉睫。”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教授、中華放射醫學會原主任委員祈吉指出。

體製障礙 防不勝防

　　從醫學角度來看，如何從普通的病人當中發現艾滋病病例仍是放射科醫生所麵臨的巨大挑戰。

　　“由於當前HIV病毒的診斷渠道主要通過血液采樣分析，並非所有到醫院就診的病人都需要做血液采集。而艾滋病並發症並不一定具有獨特性，如果僅憑影像的鑒別，很難區分出是否為艾滋病病毒攜帶者。”祈吉指出。

　　他解釋說，由於一半以上的艾滋病患者仍不清楚自己是HIV病毒攜帶者。而醫生在給他們做放射診斷的時候，往往會出現“異病同影”的結果，即發生感染者並發症的疾病影像與非感染者的疾病影像相同的情況，形成艾滋病防治的盲區。

　　同時，我國醫療體製的限製也直接影響到隱性艾滋病病例的及時發現。由於國內綜合醫院不設傳染病科，一旦發現攜帶HIV病毒的病人，就要把他們轉移到傳染病醫院。

　　“這就導致大中型醫院的臨床和放射科醫生長期被‘屏蔽’在艾滋病防治之外，對艾滋病症狀的了解更加缺乏診治經驗。”李宏軍指出。

　　然而，目前多數傳染病醫院由於受製於設備條件的落後與人力資源的匱乏，仍不能完全適應艾滋病確診與治療的需要。“我國是肝病大國，大部分傳染病院的日常工作主要集中在肝病治療上，其次便是忙於應對突發傳染病。傳染病放射科真正做艾滋病係統研究的醫生相當少。”祈吉指出。

　　此外，專家認為，當前我國艾滋病防治還存在一線醫護人員少，訓練不足等情況。同時，傳染病醫院的醫療水平和條件參差不齊，基層醫院醫療設施不足也不利於對艾滋病的診斷和預防。

攻克艾滋病還有多遠

　　據了解，當前全球艾滋病感染者達到4000萬人。盡管治療得當使感染者的平均壽命普遍上升。然而，專家認為，從源頭上預防和控製艾滋病才是正道。

　　當前，很多國家都在積極開展疫苗研發實驗，希望可以阻斷艾滋病蔓延之“本”。2011年底，美國批準進行艾滋病疫苗人體試驗。近期，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表示，其所研製的艾滋病疫苗在第一階段的人體臨床試驗中獲得成功，被認為是艾滋病疫苗邁向臨床應用最關鍵的一步。

　　在我國，吉林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孔維在2002年便與長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共同組建了致力於艾滋病疫苗研究的長春百克藥業有限責任公司；由國家疾病控製中心研究員邵一鳴所領導的艾滋病疫苗一期臨床試驗目前已經在佑安醫院正式開始。

　　同時，各國科學家也在積極尋找治療艾滋病的方法，基因治療方興未艾。盡管“柏林病人”與“波士頓病人”的案例為基因治療艾滋病提供了一線希望，然而很多專家認為，該方法對於治療艾滋病並不具有普遍意義。

　　“柏林病人”指的是患有白血病的美國加利福尼亞感染者蒂莫西·雷·布朗。2007年，他在柏林接受骨髓移植後，幸運地移植到“天生”不會被艾滋病毒感染的造血幹細胞，使體內HIV病毒“節節敗退”。蒂莫西被認為是世界上首例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

　　而在近期舉行的第19屆國際艾滋病大會上，兩位來自美國的患有淋巴癌的“波士頓病人”在經過骨髓移植之後，經過一段時間服用傳統的抗逆轉錄病毒藥物之後，也成功地使艾滋病病毒“銷聲匿跡”。

　　“骨髓移植治愈艾滋病的例子有限，是否完全有效尚不可知。”李宏軍指出。他解釋說，這是由於HIV病毒“藏匿”的本領非常強。在以上幾個案例中，病毒很可能仍然潛伏在感染者身體的某個角落，經過一段時間後，又會卷土重來，破壞機體免疫機能。

　　同時，骨髓移植風險極大，需要用藥物破壞感染者原有的免疫係統，並建立新的骨髓捐獻者的免疫係統，具有不可預測的排異反應。

　　“兩害相權取其輕。當前，采用較為保守的藥物治療來抵抗HIV病毒，提高機體的免疫力，仍是更加安全的治療方法。”他指出。

　　“自從1981年發現艾滋病至今，在過去的30年中，人類還沒有找出完全攻克艾滋病的方法，然而，我們畢竟已經作出了很多成績。”美國羅徹斯特大學艾滋病研究專家喬凡尼·斯基菲多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我們延長了感染者的壽命，提高了他們的生活質量；或許在未來30年，我們可以作出飛躍性的進展，真正治愈艾滋病！”他滿懷信心地說。

　　對於這一天，感染者以及潛在感染者，都充滿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