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毅(右）

　　影像學醫生不能僅是操作設備的機械手，簡單地看看片子，而應該像偵察兵一樣，通過我們的眼睛從多變的影像片中，幫助患者挖出疾病的根源。這才是我們的使命和價值所在。”

　　4月8日，北京天壇醫院放射科主任高培毅正在辦公室裏忙碌著。突然，一名自稱要找“救命恩人”的老漢闖了進來，二話沒說就跪倒在了高培毅麵前。

　　老漢來自福建農村，去年夏天，他剛上大學一年級的兒子因頭痛，在福建、廣州和上海等地的大醫院診斷為小腦髓母細胞瘤。孩子從網上了解到，這是一種惡性程度很高的腦部腫瘤。父子倆懷著最後一線希望經人介紹來到北京天壇醫院。在仔細審看片子後，高培毅推翻了之前的診斷，認為是小腦占位，結核性膿腫的可能性大，並建議病人回去進行藥物抗癆治療。

　　現在，孩子經藥物治療小腦的病變已經消失了，又重新開始了大學生活。老漢激動地說：“幸虧有您這一雙慧眼，俺娃兒的前程才沒有斷送。您是我們全家的恩人啊！”

　　■“是病人的不幸練就了我的所長”

　　高培毅每周僅出半天門診，但到他辦公室找他看片子的病人每天都很多。不管是不是認識，他都熱情接待，耐心解答。對此，有的人不理解，他卻說：“我的技術是病人給的，是病人的不幸練就了我的所長。所以，我要把所學還給病人。”

　　一次，一名6歲的男孩被診斷為惡性淋巴瘤，要從內科轉到外科治療，患兒家長慕名找高培毅會診。經仔細閱片，高培毅推翻了原來的診斷，認為孩子是多發性硬化。後來，經神經內科藥物治療，患兒腦內的病灶逐漸消失，避免了一次醫療事故的發生。

　　還有一位患者，兩年間犯了4次類似腦梗死的症狀：嘔吐、肢體運動受限，同時伴發燒、皮膚出疹等，被當地醫院診斷為腦梗死或腦腫瘤，給病人造成了極大的心理壓力。通過問診和分析影像片子，高培毅否定了原來的診斷，建議患者去看免疫科。結果經免疫治療，這位患者的腦病痊愈了。

　　36歲的李先生是山西大同人，在當地醫院被診斷為惡性腦瘤，這樣的打擊對一個家庭來說無疑是毀滅性的。李先生的家人跑遍了當地大大小小的醫院，並到北京幾家大醫院進行會診，可最終結果仍維持“原判”，全家人即刻陷入極度絕望之中。後來，當地有一位在北京天壇醫院進修過的醫生建議他找高培毅會診。高培毅詳細詢問了患者的情況，仔細觀察了影像資料的每一個細節，推翻了先前的診斷，指導患者先做顱內抗炎治療。3個星期後，奇跡發生了，患者的各種症狀消失了！這份遲來的診斷，給病人一家帶來了新生。

　　像這樣憑借一雙慧眼，挽救疑難病人及其家庭的事例不勝枚舉，高培毅精湛的醫技在醫患中廣為流傳。

　　■“用所學知識報效祖國是我的理想”

　　在國內最早提出隱匿性腦血管畸形的影像學診斷方法和影像學征象；首次解決CT腦灌注定量分析無參照值的難點問題，填補了國內動態CT腦灌注圖空白；早於美國學者兩個月提出循證影像醫學概念……在放射影像學領域，高培毅創造了一個個驕人的紀錄。

　　上世紀90年代初，高培毅前往美國猶他大學醫學院求學，進行博士後課題研究，師從國際著名的美國放射學會主席AnneG.Osborn教授。那些日子，他整天泡在實驗室裏，餓了就啃一口麵包，困了就衝一杯咖啡，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就攻下了顱內表皮樣囊腫影像學研究這個課題。高培毅的團隊在國際上第一次找到了顱內表皮樣囊腫的診斷標準，論文發表在同年5月的《美國放射學雜誌》上，在業界頗有影響。

　　接下來，高培毅又對椎管內腸源性囊腫的磁共振影像學表現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國內外首次提出了腸源性囊腫的磁共振影像學診斷標準。經過長達5年的臨床驗證，他所提出的診斷標準使過去術前診斷準確率幾乎為零的水平提升到80%。此後，高培毅與美國華盛頓神經病理研究所合作，收集和分析了美國國內的全部相關病例，並以第一作者的身份撰寫了論文，發表在《國際神經放射學雜誌》上，獲得了當年美國神經放射學會優秀論文獎，再次引起了國際同行的關注。

　　高培毅嚴謹的工作態度和出色的科研業績深深打動了他的指導老師，Osborn教授特意給北京天壇醫院發來電傳，高度評價和讚揚了高培毅。美國德州一家醫院和新加坡一家醫院相繼向他投來橄欖枝，承諾提供豐厚的待遇，但他毅然謝絕了這些邀請。高培毅說：“國外再好，條件再優越，畢竟是他鄉。用所學報效祖國是我的理想。”

　　回國後，高培毅站在國際前沿開展相關研究，取得了諸多成就。比如，他在國內外首次進行的頸動脈分叉切應力分型和血流模式分型分析，為頸動脈斑塊的深入研究提出了新的方向。由他領導的科研小組為腦梗死發生前臨床風險評估、診斷提供了一整套影像學檢查方法、評價標準和影像技術平台，這對延長患者壽命、減緩急性腦梗死致殘率的增長速度、提高生活質量、降低醫療費用、減輕家庭和社會負擔都具有重大意義。

　　■“要像前輩那樣，少一些自我，多一些奉獻”

　　高培毅專長神經放射學診斷，對中樞神經係統腫瘤、血管性病變、先天畸形、感染性病變、變性病和白質病等的研究和診斷有獨特的技巧和貢獻。詢問他的“訣竅”，他答道：“影像學醫生不能僅是操作設備的機械手，簡單地看看片子，而應該像偵察兵一樣，通過我們的眼睛從多變的影像片中，幫助患者挖出疾病的根源。這才是我們的使命和價值所在。”

　　他以此完善自己，也以此嚴格要求學生。無論是科研設計還是論文撰寫，甚至連答辯幻燈和標點符號他都不輕易放過。一位博士生在做學位課題時，高培毅幫他選定了當時熱點領域中最難的課題——頸動脈分叉血液動力狀態的計算流體力學研究作為研究方向。由於沒有相關材料可以參照，研究工作一直沒有進展，這位學生的心理壓力很大，一度產生了放棄的念頭。高培毅發現了這個苗頭後，及時給予鼓勵和幫助，最終讓這位學生拿出了高水準的學術成果。高培毅以王忠誠院士為榜樣，經常告誡學生“要像前輩那樣，少一些自我，多一些奉獻”。

　　努力播種，終於培育出了豐碩的果實。高培毅先後培養碩士研究生13名、博士研究生16名，多名學生入選北京市科技新星。

　　除了日常的臨床工作外，高培毅還承擔著大量的科研和教學任務。在進行八五國家科技攻關課題研究的關鍵時期，他白天在科室進行臨床工作，淩晨2時起來進行動物實驗研究，直至早晨7時，8時後又照常工作。在此期間，他父親因癌症住院，他都無法抽出時間前往照料。由於長年在放射線下工作，高培毅的白細胞一度降至3000以下，心髒出現小麵積心梗，但他依然堅持在醫療第一線。

　　15次被評為醫院優秀共產黨員，兩次被評為局級優秀共產黨員，12次被評為醫院先進工作者，4次被評為醫院臨床教學先進教師，2000年被授予“王忠誠式的優秀醫務工作者”光榮稱號……榮譽麵前，高培毅始終保持著一顆平常心。就像他時常對學生說的：“大千世界紛亂複雜，不要忘記我們是醫者。醫生就是為病人服務的，要靜心工作，不能浮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