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篇語

　　2003年，一場突如其來、席卷全球的SARS（傳染性非典型性肺炎），令世人聞之色變，也令我國陷入一場前所未有的公共衛生危機。衛生部統計顯示，截至當年年底，非典感染病例7755人，奪走了730個鮮活的生命。在與病魔抗爭的戰場上，廣東醫療界最先奮勇迎戰，社會齊動員，拿出了一份令公眾滿意的抗非戰績。

　　十年之後，回望這場驚心動魄的抗非之戰，我們把視線投向曾經引發公眾矚目的人物和事件，試圖從他們的回憶和反思中找到抗非一役留給我們民族的遺產。

　　在他們中，有人奮鬥在對抗病魔的第一線，苦心鑽研克敵之策；有人的至親救死扶傷，不幸殉職；有人染病後殃及數十人，身心俱受創；有人指揮千軍萬馬，應對危局變幻。非典之後，每個人物的命運都被改變。

　　被改變的還有社會。以抗擊非典為契機，中國公共衛生應急機製得以重建，為從容應對隨後而來的禽流感、甲流等疫情做出巨大貢獻。在抗擊非典過程中暴露出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方麵的“短板”，得到政府的反思，並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執政新理念的進步。

　　非典留給世人的謎團尚未全部破解。它從何而來？為何擴散如此迅速，卻很快匿跡？和成人備受重創相比，兒童病例為何數量少、症狀輕且幾無死亡病例？下一場“非典”何時會到來？政府和公眾是否已做好準備？本報從即日起推出“抗擊非典勝利十周年特別報道”係列，或許能讓您找到答案。

　　正 文

　　2003年的非典，一句“把重病人都送到我這裏來”的豪言，和兩度對於科學和真相的堅守，讓國人記住了鍾南山這個名字。10年過去了，和鍾南山名字相連的，除了抗非英雄，還有中華醫學會會長、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一連串的頭銜和社會賦予的職責，還有他在醫療科研領域孜孜不倦的追求，77歲的他就像一個永動機，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去工作的路上。

　　要約鍾南山進行采訪，一個字——難。早在一個多月前，記者向他的秘書約訪，得到的答複是：院士在春節前的日程安排都已經滿了。然而就在這個周末，記者意外撥通了鍾南山的手機，麵對記者懇切的請求，院士終於答應擠出15分鍾寶貴的時間接受電話采訪。然而，和10年前一樣，鍾南山依舊是個性情中人，打開話匣子的他與記者侃侃而談，一聊就是一個小時。

　　談現狀

　　關注問題除了醫學 還有環境食品安全

　　即使沒有2003年的非典，廣州人對鍾南山也並不陌生。但正是非典，一夜之間把他推到了全中國的麵前。這場“戰役”於他而言，也許是一生中最難忘的一次“跨欄”。

　　時光回到2002年12月22日，鍾南山所在的廣州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接收了一個來自廣東河源的奇怪肺炎病人，使用各種抗生素治療都不見效。兩天後，河源救治過該病人的8位醫護人員全部被感染。這是鍾南山接觸的第一例非典病人，多年的行醫經驗告訴他，這是一例非常值得關注的特殊傳染病。

　　2003年春節後，非典病例劇增，廣東告急。2月3日，大年初三，鍾南山臨危受命，出任廣東省非典醫療救護專家組組長。他向廣東省衛生廳主動提出：“把重病人都送到我這裏來！”

　　“我不是不怕死，隻是仗著自己身體好。”鍾南山說。那一年，他67歲。

　　記者（以下簡稱記）：2003年的“非典”讓全中國記住了鍾南山這個名字，這段經曆對您今後這10年的工作和生活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鍾南山（以下簡稱鍾）：工作上，首先是我之前一直致力於呼吸道疾病，例如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COPD）、哮喘和肺癌方麵的研究，但非典之後，我和我的團隊把目光投向了社會急性傳染病的研究，從10年前的非典、禽流感，再到前幾年的“豬流感”（甲流），我們想搞清楚這些急性傳染性疾病是如何對肺部產生損害的，目前我們承接了一個國家“937項目”，就是這方麵的研究。

　　與此同時，這10年來我還擔任了不少社會職務，例如從2005年~2010年出任中華醫學會會長，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新的領域，需要學習。而且，這10年來，我關注的問題也不再停留在醫學上，還有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食品安全、藥物質量、天氣等。

　　記：事情這麼多，您怎麼忙得過來？

　　鍾：我愛人對我有個“最低要求”，就是周末要留在廣州，但其實我即使在家也是在工作，或者回醫院看病人。這10年來，廣州醫學院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收治了很多全國各地的疑難病例，有些病例的複雜和罕見程度，連我都沒見過。我現在有相當多的時間投入到了對這些病例的會診和研究之中，有時甚至要組織國外的專家一起探討，這對於我和呼研所來說是全新的挑戰，但我很享受這樣的挑戰。

　　談醫患關係

　　加強醫療的公益性 回複醫生救人正氣

　　熟悉鍾南山的人都知道，每周有兩件事他是雷打不動要堅持的，一是周三的大查房，二是周四下午的專家門診。對於鍾南山來說，在無數重身份之中，最讓他享受的，還是做醫生。

　　非典之後，鍾南山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說過，非典這場戰役讓醫生終於擺脫了“白衣狼”的形象，重新成為了人們心目中的“白衣天使”，希望這種和諧的醫患關係能一直持續下去。

　　然而，近年來日趨緊張的醫患關係似乎在告訴世人，鍾南山這個心願並沒有實現。

　　記：非典讓中國的醫患關係步入了相對和諧的階段。但近年來，醫患關係又趨向緊張，“傷醫”、“殺醫”事件時有發生，您怎麼看待這一現象，中國的醫患關係難道必須在災難麵前才能重建嗎？

　　鍾：也許是的，因為隻有在災難麵前人們才能看到醫生的本質和這個群體的主流。因為災難涉及到生與死的考驗，要拚搏，要付出代價，像汶川地震，當時全國各地組建醫療隊，很多醫護人員搶著報名，有時人的本質往往在危難麵前才能表露無遺。事實上，導致醫患關係緊張的原因並不完全隻在醫生或者病人身上。

　　記者：那麼導致醫患關係現在這麼緊張的深層次原因在哪裏？

　　鍾：首先，醫生到底是醫改的主體還是被醫改的對象，大多數醫生到底是好的還是不好的，這個問題一直沒有人來回答清楚。而我國的醫療體製在被推向市場之後，好處是有了競爭，使醫療質量有了很大的提升。但不好的是，醫療公益性減弱、政府投入減少，病人看病都要自掏腰包，這些因素把醫生和患者推向了對立麵。

　　當然，近年來我國的醫療保障覆蓋範圍也在逐漸擴大，有統計顯示，中國老百姓的醫療負擔十年前是50%以上，現在是33%，有進步，但還遠遠不夠。根據我了解到的數據，我國醫療投入2012年占GDP總額的5.5%，這個比例已經有了極大進步，但與發展中國家的最低6%相比，都還是很落後的。

　　其次，是公眾對醫療特殊性的認識不足。醫療不像普通的商品買賣一樣是等價交換，不是說我花了多少錢就一定能換到多少東西。我從醫幾十年，看到過太多太多的病人，尤其是ICU裏的病人，花了幾十萬，最後還是救不活的。

　　最後，就是醫患之間的溝通問題。我所在的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