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經

抗擊卒中,中國出路在哪裏?

作者:張利環 來源:中國醫學論壇報 日期:2011-11-01
導讀

         “中國作為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卒中患者數量亦相當龐大。對於卒中預防,中國須開展不同層次的全國性活動,如篩查危險因素、健康生活方式宣教及治療卒中危險因素等。芬蘭經驗驗證了降低卒中負擔可行,預防是成功的關鍵。20世紀70年代,芬蘭男性卒中發生率居全球首位,女性居第二位,自North Karelia項目發起後,很快整個國家參與其中。該項目以北卡累利阿省為試點,推行戒煙、限鹽、體育運動、減少烹飪中黃油比例、增加蔬果攝入等,引導人民選擇健康生活方式。此活動非常成功,在隨後幾年中,芬蘭男性和女性卒中死亡率持

關鍵字:  卒中 | 防控 | 抗栓 

  ■主席訪談錄

  “中國作為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卒中患者數量亦相當龐大。對於卒中預防,中國須開展不同層次的全國性活動,如篩查危險因素、健康生活方式宣教及治療卒中危險因素等。芬蘭經驗驗證了降低卒中負擔可行,預防是成功的關鍵。20世紀70年代,芬蘭男性卒中發生率居全球首位,女性居第二位,自North Karelia項目發起後,很快整個國家參與其中。該項目以北卡累利阿省為試點,推行戒煙、限鹽、體育運動、減少烹飪中黃油比例、增加蔬果攝入等,引導人民選擇健康生活方式。此活動非常成功,在隨後幾年中,芬蘭男性和女性卒中死亡率持續下降。芬蘭經驗值得中國借鑒,相似舉措可能大有成效。

  中國在很多領域十分卓越,無疑,如果你們決心抗擊卒中,則可使全球一大部分卒中患者免受其苦,並大幅減少相關經濟費用。”——世界卒中日活動主席卡斯特 Markku Kaste

  “通過多種方式在中國有效預防卒中,已成為目前嚴峻、緊迫的任務,改善中國卒中管理水平可通過在所有接收急性卒中患者醫院建立卒中單元,及組織卒中後隨訪等方式實現。中國醫生應熟知高血壓、糖尿病、心房顫動、缺乏體育活動及吸煙等卒中危險因素,在日常工作中做好健康宣教,並應更積極地去檢測和管理患者的血壓水平。”——世界卒中組織主席諾爾維Bo Norrving

  啟示一:“芬蘭奇跡”能複製嗎?

  王擁軍教授介紹,《循環》發表的一篇題為《卒中和缺血性心髒病疾病負擔全球變異》的研究給我們重要啟示(Circulation 2011,124:314)。研究者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疾病負擔項目得出的卒中和缺血性心髒病死亡、傷殘調整生命年(DALY)丟失率和血管危險因素,同時參考世界銀行國家收入數據,分析WHO 192個成員國相關數據。

  結果表明,74個國家(39%)卒中相關死亡超過缺血性心髒病,62個國家(32%)卒中DALY丟失率超過缺血性心髒病。中國、非洲、南美卒中負擔不成比例升高,而在中東、北美、澳大利亞和歐洲大部,缺血性心髒病負擔不成比例升高。

  文章使用了兩組意味深長的地圖,一組是全球心腦血管病死亡的地理分布,一組是全球心腦血管疾病負擔的地理分布。兩組地圖最後一幅地圖都使用卒中相對缺血性心髒病的數據(圖1和圖2),均提示中國卒中負擔顯著超過缺血性心髒病,也是全球唯一一個“紅色警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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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擁軍教授指出,上述結果非常值得中國醫生思索。缺血性心髒病與卒中具有相似的危險因素。而該研究提示,在同一國家同等一級預防背景下,西方國家更突出表現為心血管疾病,而中國卒中負擔更高。因此,依靠生活方式改善可能無法達到最佳效果,中國須采取與西方國家有所不同的慢病防治策略來應對卒中。盡管芬蘭的生活方式幹預政策取得了顯著效果,但在我國能否重複其結果,獲得同等收益,尚難確定。

  此外,對於卒中預防,我國對短暫性腦缺血發作(TIA)的規範管理尚欠缺,而危險因素控製、生活方式幹預等涉及人群更大,成本更高,對人群依從性要求很高,對我國這種擁有龐大人口的發展中國家,可能不現實。王擁軍教授認為,基於我國實際情況,篩選高危人群、做好二級預防,可能效果更好。

  啟示二:我們的差距在哪裏?

  王擁軍教授指出,最近發布的PURE研究結果為我國卒中預防提供了重要啟示(Lancet 2011,378:1231)。PURE研究納入來自17個不同收入水平(高、中高、中低或低水平)國家的15萬餘例患者,結果顯示,較少的心腦血管疾病患者接受了抗血小板藥物(25.3%)、β受體阻滯劑(17.4%)、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製劑(ACEI)、血管緊張素Ⅱ受體拮抗劑(ARB,19.5%)或他汀(14.6%)治療。上述藥物使用的比例在高收入國家較高,低收入國家較低,其降低情況與國家經濟情況呈線性相關,且城市高於農村。該結果提示,二級預防藥物的使用在中低收入國家尚存很多不足。在我國廣大農村,二級預防欠缺更顯著,這對於改變大城市醫生的觀念尤為重要。

  啟示三:從降壓與抗栓做起

  近期,美國一項研究回顧性分析了上世紀60年代以來所有卒中藥物二級預防隨機對照試驗,重點分析了其中對照組(接受當時的最佳標準治療方案)卒中複發、致死性卒中和主要血管事件發生率(Circulation 2011, 123:2111)。

  該分析納入相關臨床試驗59項,對照組總病例數為66157例。結果提示,在過去50年間,卒中複發和相關血管事件顯著下降,以往有效性不明確的治療方法也已被證實有效,主要包括1960-1970年間的抗高血壓治療,1970-1980年間的抗血小板治療及1990-2000年間的他汀藥物治療。分析結果顯示,事件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降壓治療的改善和抗血小板藥物使用的增多。

  王擁軍教授評論,這個數據分析奠定了我們對二級預防的信心,這些努力沒有白費。然而,我國卒中二級預防和歐美國家差距甚大,我國卒中複發率仍較高(約為11.2%),卒中患者的血壓控製和抗血小板藥物使用均明顯不足。

  降低卒中負擔:我們在行動

  王擁軍教授指出,我國每年卒中致死人數約160萬(約157例/10萬人),已超過心髒疾病成為首位致死、致殘原因。我國每年有250萬新發卒中病例和750萬卒中生存患者。中國卒中防治已成為全球關注話題。政府和學會已充分認識到卒中防治的重要性及緊迫性,並已製定多項舉措迎接這一挑戰。

  2009年,衛生部組織開展了腦卒中篩查與防治工程。2010年,衛生部腦血管病醫療質量控製中心成立,旨在建立並完善適合國情的卒中醫療質量管理與控製體係。近期,我們啟動了卒中醫療質量改進項目“金橋工程”,參照美國“跟著指南走(GWTG)”項目,探索適合國情的卒中管理方法。我們並非照搬美國模式,而是根據國內具體情況作了修改。例如,GWTG顯示血壓對卒中患者轉歸並未產生顯著影響,但其原因是美國人群血壓控製水平大多良好,而我國十一五相關數據提示,血壓控製水平對卒中患者轉歸影響巨大,而我國腦血管病患者高血壓用藥率不足一半。因此我們將血壓列入監測指標。對一些在中國較難準確評估的“軟指標”,如健康教育、是否接受康複治療等,則做了刪減。

  另外,我國積極參與和進行卒中領域大型臨床研究,如IST、FAST、CHANCE等,以獲得更多適合中國人群卒中防治的循證醫學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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