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8“國際癲癇關愛日”（點此可查看有關癲癇管理更多知識）

　　癲癇的曆史遠比人類久遠，因為它不僅限於人類，動物亦可發病。人類在不斷認識進而征服它的努力中，已走過3000多年的漫長曆程。

一、史前期和古代研究

　　早在史前期（新石器時期）即已存在癲癇。人類當時似曾努力尋找過治療該病的方法，欲通過顱骨鑽孔趕出造成頭痛或癲癇發作的 “魔鬼”，從該時期洞穴中發掘出的鑽孔顱骨即是無言的證據。古代文明早期，古希伯來文獻僅衛生法律條款有相關記載， 其中不乏各種有趣的迷信傳說，癲癇在當時被認為是“上帝”和“神”對人類靈魂的懲罰。

　　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7年，相當於我國戰國時期（公元前475-221年）]首次指出將癲癇歸罪於“神的詛咒”的看法是愚蠢的。在他所著的On the sacred disease（《神聖的疾病》）一書中不僅批判了當時對癲癇的庸俗看法，同時提出了“癲癇是腦部疾病，具有自然而非超自然的原因”，並有特發性與症狀性之分，發作前可出現各種先兆，患者年齡、氣質、月經周期對發病均有一定影響，而且還討論了季節、天氣與癲癇發病之間的關係。最初的動物病理學實驗也是由此時開始的，通過對山羊癲癇發病過程的觀察，推斷人腦可能是被黏液腐蝕，並在腦表麵泛濫而導致頻繁發病。這一結論成為了中古時期的醫學教育內容：“患者若於青春期前發病，其病情有可能緩解，若25歲以後發病則常遭致死亡”（可能說明當時已有腦腫瘤的發生）；“發熱並發於驚厥者遠勝於驚厥並發於發熱者”；“驚厥並發於創傷者其病情則多危重”（可能對頭部外傷或破傷風而言）、“驚厥或呃逆並發於大量出血者則預後不良”。在Hippocrates的著作Injuries of the head中，有關頭部外傷的論述是：左側顳葉鑽孔可致右側肢體偏癱，反之亦然；左側外傷可致右側抽搐。這一“功能定位”概念雖被阿拉伯醫學界所接受並流傳，但在當時的歐洲卻未受到重視。

　　Galen（130-200年）對癲癇的概念並無新的認識，仍是當時所認為的“癲癇是抽搐和意識中斷，其原因是腦室被黏液堵塞”。Galen的老師Pelops被譽為最早描述癲癇發作“先兆”之人，雖然Hippocrates曾有論述：有些癲癇患者在發病之前即能預知其發生，從人群中跑出或奔向室內或無人之處，將自己隱藏起來。但是100年後的Pelops最早使用了“先兆”這一名詞，其原義是“氣息（breath）”，據其報告：癲癇發作之初的某種感覺起自手指或足底，繼而上升至頭部，推測是一種冷鬱之氣順血管上衝，故被視為空氣傳導。

　　Avicenna（980-1037年）正式將癲癇定名為“Epilepsy”（此為後人所定的英文），但也有始於Bible的說法，希臘語原意是“猝倒”。然而，癲癇的傳統希臘語名稱如Hercule病、神秘病、議會病（古羅馬上議院開會時，不論何人發生抽搐立即散會）仍沿用了數個世紀。

　　而在中世紀，癲癇和頑固性癔症患者均會被聖徒階層“監護”，當時癲癇被列為8種傳染病之一；直到1486年，在羅馬Valenfine修道院仍存在癲癇患者隔離室。

　　至文藝複興初期，Vesalius的解剖學、Ambroise Pare的外科學相繼問世，喚起Jean Fernal等研究癲癇的興趣，逐漸建立較為係統的理論基礎並進一步對癲癇進行分類。後來，Paracelsus（1493-1541年）動搖了Galen的傳統觀點，否定了其將手術中所見黏液視為癲癇病因的看法。

　　1561年，Terome Gabucinus名為《議會病》的著作在威尼斯出版。其後有多種小冊子相繼問世，從而活躍了癲癇研究的學術交流。

　　1586年，Josat賦予了癲癇新的定義，Paracelsus將這一新的定義描述為：癲癇乃人體這一小宇宙之地震。

　　1607年，Erastus指出，發作“先兆”是疾病的開始，而非病因。這一觀點直到19世紀才得到公認。

　　1621-1675年，Thomas Willis批判了Nathaniel Highmore支持的癲癇發作內髒機製，同時肯定了“癲發作之根源在中樞神經係統” 的理論，其觀點在1681年獲得Sydenham的支持。

二、近代研究

　　隨著時代的進步，到了近代，對癲癇的專題研究更加活躍、深入，關注的內容包括癲癇分類、症狀與體征、病理變化及治療原則等。與此同時，1881年首部癲癇學專著應運出版。

　　1827年，Bravais在當時的法國巴黎醫科大學博士學位論文中提出了癲癇新概念，但仍局限於臨床觀察，缺乏對問題實質的生理學邏輯的探討。Flourens的動物實驗是腦生理學研究之先驅，其中低等動物（如鴿子）的實驗結果占據了近半個世紀的認識空間。

　　1841年，West醫生由於其子頻繁發作的症狀，經多位專家診斷與治療無改善，而向Lancet主編發信求助，他在信中詳細地描述了其子發作時的症狀與體征，以及所采取的治療措施。當時的權威性醫學專家也僅是朦朧地考慮為：某些軀體問題可能“激惹”了神經係統而誘發症狀而已。此即為後人所稱的“West綜合征”。

　　1850年，Hall提出了癲癇係反射性興奮學說，並得到了Brown-Sequard的支持。他曾開展多項動物實驗，如損傷蛙或荷蘭豬的脊髓或周圍神經等，由此認為，癲癇發作可能是某些神經受到輕微激惹而誘發的抽搐症狀。

　　至19世紀中葉，Solly提出血運學說（1847年），即心功能亢進所致動脈充血或動脈“外衣”癱瘓。1859年，德國海德堡大學的Kussmaul和Tenner開始批判血運學說，包括當時在英國十分流行的“吸血鬼”之說。他們認為，癲癇發作與中樞神經係統密切相關，而與脊髓無關聯性，導致發病的中樞部位應位於大腦中央結構如視丘後方，應在此區域探索易誘發興奮的腦區。

　　1857年，溴化物治療癲癇的論文問世，Locock以溴化物治療15例患者有效的報道，推動了該藥在臨床的廣泛應用。

　　1861年，Jackson發表論文指出，癲癇源自大腦灰質的過度放電，並將癲癇的發作類型分為兩類：（1）抽搐同時累及雙側肢體， 發作時或無先兆或受累範圍廣泛，如上腹部或頭部某種無法描述的感覺，這一類型統稱為特發性或真性癲癇。（2）抽搐起源於單側肢體，並緩慢擴展。

　　1870年Fritsch 和 Hitzig，以及1873年Ferrier通過電刺激動物實驗提出了偏側抽搐係由大腦對側某一腦回興奮引起的結論。此前 10餘年間發表的許多著作，大多是科學家們重複的一些意義相同的實驗，認為機體中大多數器官和腦組織中的許多結構均可能與癲癇 有關。

　　1881年，Gower所著《癲癇學》第1版問世，自此開始了專注於大腦與癲癇的研究。

　　1886年5月26日，英國Horsley醫生（圖1）采用外科手術切除1例13天發作上千次的癲癇患者的致癇灶，而且經他手術治療的10例患者中9例獲得成功。其後10年間，Andriezen和Jecksonien共完成約100例癲癇病例的外科手術，由此開創了癲癇外科治療的新紀元。

三、現代研究

　　1900年後，醫學領域各項專業理論日臻完善、豐富並推動了癲癇學的基礎與臨床研究，相關物理和化學知識均發揮了促進作用，尤其是生物電、免疫學、遺傳學等理論的提出，大大推動了從本質上深入認識癲癇的進程。

　　1909年8月30日，國際抗癲癇聯盟（ILAE）誕生，發起人為Marie（法國）、Van Deventer（荷蘭）、Donath（奧地利）和Musken（荷蘭）。

　　1912年，巴比妥開始在臨床應用。

　　1929年，德國 Berger醫生（圖2）報告首例人類腦電圖描記結果，由此提供了新的癲癇診斷工具。同年，加拿大Penfield醫生（圖3）成功地為1例顳葉癲癇患者實施了顳葉橫纖維切斷術，並於10年後（1939年）實施並倡導在解剖和腦電圖聯合定位下實施外科手術。

　　1933年Berger、1935年美國的Gibbs（圖4）分別報告了失神發作的腦電圖特征。

　　1938年Gibbs、1941年Jasper將腦電圖推崇到既可區別癲癇發作類型又能定位病灶之高度。此後，美國的Lennox（圖5）、法國的Gastaut（圖6）、Penfield和Jasper相繼發表有關失神發作的學術報告，認為這一特征性腦電圖改變的實質是皮質-丘腦環路功能異常的結果， 並提出了“中央腦性癲癇”的概念。

　　1935-1939、1939-1946和1946-1949年共3屆國際抗癲癇聯盟均由Lennox（美國）任主席，其後分別由Macdonald（英國）、Walker（美國）、McNaughton（加拿大）、Merlis（美國）、Gastaut（法國）、Daly（美國）、Penry（美國）、Dam（德國）、Dreifuss（美國）、Meinadi（荷蘭）、Reynolds（英國）和Engel（美國）擔任主席， 直至20世紀末。

　　1938年，由Putnam和Merritt共同研製的苯妥英鈉問世。此後，在國際抗癲癇聯盟的關注下，1946-1950年三甲雙酮、三甲基苯妥英、對甲雙酮、苯噻妥英鈉等新藥相繼研製成功並在臨床應用。

　　1950年，Morris首次對癲 患者施行海馬切除術，可見此時人們已經開始關注海馬在癲癇發生中的特殊地位。

　　1951年，Gibbs夫婦將嬰兒痙攣症的腦電圖常見異常形式命名為高度失律（hypsarrhythmia）。

　　1954年，Penfield依據腦電圖異常表現的不同提出了癲癇之病原學分類，並由Ward在1955年明確其分類標準。

　　1957年，第四屆國際腦電圖和臨床神經電生理學會議規範了腦電記錄電極的放置方式，以此統一了1941年Jasper和Gibbs，以及1945 年Ogiloie提出的不同導聯方法。

　　1960年前後，國際癲癇病友會（IBE）成立，Epilepsia創刊並於1969年首次發表了有關癲癇分類意見。

　　1951-1974年，抗癲癇藥物苯乙酰脲（1951年）、甲巴比妥（1952年）、苄氯丙酰胺（1952年）、苯琥胺（1953年）、撲米酮（1954年）、甲琥胺（1957年）、乙琥胺（1960年）、丙戊酸鈉（1967年）、地西泮（1968年）、卡馬西平（1974年）等先後問世。

　　1970年，Gastaut在其國際抗癲癇聯盟主席任期內提出了新的分類意見，此後1981、1985、1989、2001-2005年多次修訂癲癇及其綜合征之分類標準。這反映了人類對癲癇研究和認識的進展，由器官水平（1580-1600年）到組織水平（1850-1870年）、再由細胞水平（1956年後）到分子水平，直至在分子生物學、免疫學、遺傳學和神經電生理學的推動下進一步加深了認識。在此基礎上，抗癲癇藥物治療經曆了40餘年的努力也取得了明顯進步；與此同時，外科手術治療水平亦自1886年以來，在定位技術，特別是腦電圖診斷技術擴展和豐富的幫助下有了極大的提高。自1905年Tracy發表X射線治療癲癇的報告以來，直至近年逐漸成熟的立體定向放射外科和神經調控技術的臨床應用，極大地豐富了癲癇的治療方法。

四、我國癲癇學研究的發展

　　由3000多年前的相關記載到中醫著作的闡述，我國悠久的醫學史不斷豐富了癲癇的中醫辨證施治方法。新中國的建立更開啟了癲癇研究工作的新紀元，特別是 1979年以來多次癲癇專題學術會議展示了學術水平的不斷提高，也壯大了專業研究隊伍。

　　3000多年前，夏朝即已有癲癎的記載，《黃帝內經》 中有“癲”、“狂”、“癎”字（《素問·奇病論》）等，對該病的鑒別有相關描述，《詩經》 中即有“癲”字。

　　南北朝時期（420-589年），陶宏景《名醫別錄》中根據癲癎發作時有六畜之聲，列有羊癎、馬癎、豬癎、犬癎、雞癎和牛癎不同類型。

　　隋朝（581-618年）《諸病源候論》 曰：10歲以上為癲、10歲以下為“癎”。

　　唐朝（618-907年）《千金要方》中也有論及“癲”、“癎”。

　　清朝（1644-1911年）《醫學心語》對 “癲”、“狂”、“癎”的描述已有症狀分類。

　　在諸多中醫名著中如《傷寒雜病論》、《金匱要略》、《丹溪心法》、《景嶽全書》等均對癲 有所論述。而且，中醫對病因的認識已分先天、後天，強調七情，指出是肝、腎、脾虛為“本”，漸次細分為陽癎、陰癎、脫症、癎疾、癎阻等。

　　1949年後，我國相繼開展並擴大了癲癇專業的工作規模，首先是張香桐（圖7）、周孝達（圖8）和馮應琨（圖9）等在基礎和臨床研究上多有開拓，並培養了大批專業力量。1955年，北京繼南京之後將腦電圖檢查應用於臨床，也多次舉辦電生理學和腦電圖培訓班，推動了各大城市和醫學院校癲癇臨床和腦電圖技術的發展。

　　繼1979年中華醫學會首次召開有關癲癇的學術研討會後，1985年全國首屆癲癇學術會議召開，此前已發表了我國較大樣本的流行病學調查結果。

　　1986年，中華醫學會神經精神病學分會癲癇腦電圖學組成立，多所癲癇相關治療中心相繼初具規模。至今，每年均有全國性學術會議或神經電生理學和癲癇專題研討會召開，並有多部專著出版，張香桐、馮應琨、周樹舜、吳遜、沈鼎烈、林慶、瞿治平、劉秀琴、黃遠桂等著名專家均有著作出版，其中陳世畯教授所著《嬰兒痙攣症基礎與前沿》為當時世界範圍內的第3本專著。

　　1990年，全國癲癇外科協作組成立，該項工作在20世紀60年代已在全國相繼開展。

　　1996年，譚啟富《癲癇外科學》出版。近年來，癲癇的神經內外科治療日臻成熟，規模日漸擴大，水平明顯提高，多種外科治療方法在臨床的推廣應用也日漸廣泛。

　　2005年，中國抗癲癇協會（CAAE）成立，至此除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這一專業組織外，又一全國規模的學術交流平台建立，更加推動了我國癲癇學研究工作和專業隊伍的人才培養。近年在許多國際規模的學術會議和專業課題中，我國學者的工作成果已多見展示。可以預期，努力攻關、攀登高峰，我國征服癲癇的事業一定會有美好的前景。

中國現代神經疾病雜誌2014年11月第14卷第11期

　　作者：韓璞（天津市環湖醫院神經內科）

　　更多閱讀：癲癇知識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