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en Cnattingius和Eduardo Villamor利用在瑞典出生登記處的獨特資源，對456711名婦女進行身高、早孕期體重的數據挖掘，以確定死胎和嬰兒死亡的危險因素。作者研究第一次和第二次妊娠的體重質量指數(BMI)變化與死胎、嬰兒死亡風險之間的聯係。作者在報告中指出死胎、嬰兒死亡的風險會隨著第一次和第二次妊娠的體重質量指數變化的增加而增加(如果兩者BMI改變為2-4kg/m²對-1～1kg/m²，則相對風險為1.3895%CI：1.16-1.63，類似的，如果兩者BMI改變為大於4kg/m²對-1-1kg/m²，則相對風險為1.5595%CI：1.23-1.98)，並且新發現第一次懷孕期間體重正常的婦女，在第二胎懷孕時若體重有輕度增加也會導致嬰兒死亡率增高(如果體重指數漲幅為2～4kg/m²對-1～1kg/m²，則相對風險為1.27，95%CI：1.01-1.59)，若一個體重正常的婦女在第一次懷孕時BMI增加超過4個單位，則其嬰兒死亡率會增加(相對風險1.60);令人欣慰的是若一個超重的婦女在第二次懷孕前減重，其新生兒死亡率降低(如果BMI下降2個單位，相對風險為0.49)

正如《柳葉刀》死胎係列所描述的，在發達國家死胎率仍然很高。千年發展目標中降低新生兒死亡率的目標還未達成。在懷孕期間降低體重是否能成為減少死胎和新生兒死亡率的有效措施?

對於女性而言，懷孕期間的體重增加和產後體重滯留成為肥胖的主要危險因素。飲食和活動幹預能否優化懷孕期間的體重增加?LIMIT研究(2212例受試者)認為生活方式幹預並不能明顯影響孕婦的體重，但新生兒出現巨大兒的現象明顯減少;另一項薈萃分析認為生活方式幹預後孕婦的體重增重平均減少1·42千克，另外兩個實驗也有類似的結果。根據作者的數據分析，這種體重的減少程度太小，並且不一定能保持到下一胎生育，無以對下一次的妊娠的死胎和新生兒死亡率產生明顯的影響。目前的證據表明，生活幹預來限製孕婦的體重增加有利於母親和胎兒，但對產後體重保持及死胎和嬰兒死亡風險降低無明顯影響。

孕婦在產後麵臨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挑戰。產後體重停留多見於少數民族和那些得產後抑鬱和睡眠障礙的婦女，這些都是死胎的常見危險因素。這些情況應給予幹預，降低產婦體重，這最終也會有利於降低死胎和新生兒死亡率。

Cnattingius和Villamor的研究中新提出懷孕期間中等程度的體重增加(BMI增加≥2kg/m2)也會使新生兒死亡率增加，但這個僅針對於首次懷孕前體重正常的婦女。這個結果出人意料，但作者指出偏瘦型婦女在懷孕期間脂肪增加明顯，其BMI漲幅大於偏胖型婦女，她們的風險也會隨之加大。需要指出的是，這種聯係不僅僅局限於新生兒死亡，其他新生兒先天畸形、早產，缺氧缺血性腦病，新生兒敗血症等也與孕產婦的高BMI指數相關(如果BMI增加≥4，相對風險為1.61，即風險增加61%)。

非常重要的是，我們需要有效的財政和公共衛生戰略，來提高青少年的健康飲食和活動鍛煉的意識。這將有助於減少肥胖和體重增加過度的孕婦，幫助產婦產後體重恢複，並有可能降低死胎率和新生兒死亡率。

研究介紹：兩次妊娠期間體重增加升高死胎和嬰兒死亡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