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下午，北京市委辦、市政府辦聯合發文，提出本市出現多起聚集性病例（一家人裏有幾人發病）、沒有湖北接觸史的本地病例、以及發現隱性感染者和低齡感染者，波及範圍可能越來越廣。這些跡象都意味著“北京疫情出現由輸入期轉入擴散期的跡象。”
根據武漢天河機場的航班運力數據，在武漢封城之前的20多天，有六萬五千多人從武漢飛到北京，位居全國第一。隨著整個春節期間疫情在各地的擴散，2月初即將到來的春運返京人潮，又給北京的防控工作提出新的挑戰。
疑似感染患者範圍再次拓寬，一部分專科醫療骨幹馳援武漢，新的返京人潮即將來臨，北京準備好了嗎？
春節後的返京人流，對北京防疫而言是一個挑戰。
由於疫情已在全國擴散，並且出現第三代、四代感染者，湖北之外的其他地區的返京人士都在防控範圍內。
據《北京人口藍皮書：
北京人口發展報告（2018）》顯示，朝陽區、海澱區常住外來人口最多，占全北京外來人口近4成，這兩個區的防控任務更為嚴重。
李黎是北京一處街道的負責人，他所在的街道有幾萬戶家庭，是個規模較大的街道。
“按照潛伏期的大致規律，我們摸排的人從1月21日武漢疫情變得嚴峻往前推兩周，調查從1月7日以後到過湖北的人，要求他們每天上報體溫，自我隔離，盡量不出門。
即使出門也要戴口罩，不能乘坐公共交通。
”
李黎的街道並未有確診病例，但是有“密切接觸者”，也就是接觸過確診患者的人。
“針對這部分人，是街道和公安配合監控。
原則上堅決不允許出門，需要的物品我們集中采購再做配送。
”
李黎推測，下一步可能更多街道內的小區要進行封閉、半封閉的管理，減少人員的流動，以應對疫情擴散期。但如果措施落到實處，需要“人盯人”的管理。
但許多老舊小區並沒有物業，而以前能發動的街道誌願者又多為老年人，並不適合在疫情發生時出外活動。
李黎擔心，“到時人手可能會成為難題。
”
北京疫情變化的一個重要節點是1月25日，疫情通報中首次出現了無湖北接觸史的患者。
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呼吸和危重症醫學科主任王廣發接受本刊采訪時，特別強調了這起病例。
他在內參中寫道，這起病例“意味著北京的防控策略要隨時準備發生變化”，“防止病毒落地生根，再出現第二個武漢。
”
所謂“落地生根”，指的是大量新增病例不再是輸入病例，而是本地病例。
本地病例增多則意味著存在社區傳播的危險。
2003年，北京曾在這個問題上有過慘痛教訓。
“‘非典’最早發生在廣東，被一位超級傳播者帶到北京後，在北京落地生根，引起了非常嚴重的疫情。
目前一兩例還不說明問題，但要密切關注這個數字的變化，一旦增加，防控就不能隻盯著湖北方向的來人了。
”王廣發對本刊說。
1月27日，衛健委發布的第四版“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中，王廣發的警示得到了體現。
對於疑似病人的判定，除了和湖北有關係外，還增加了發熱前14天內接觸“其他有本地病例持續傳播地區”以及“有聚集性發病或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有流行病學關聯”。
通俗些來說，前者指的是在有3代、4代感染者（無湖北接觸史的病人）的地區旅行或居住，後者指的是有身邊一些人同時發燒的現象，或者是和感染者有過接觸。
這就將排查範圍擴大了。
但這也形成一個新的問題——需要確診的疑似病人數量可能增加不少。
2020年初新冠狀病毒肺炎的一個特點就是：
疑似很多，確診相對更少。
一個是因為對此次病毒的認識還不全麵。
從不確定“人傳人“，到確定”人傳人”，再到出現無症狀感染者，病毒的傳播力和傳染途徑在不斷拓寬，導致疑似範圍大大增加。
再加上冬天原本就是呼吸道感染的高發季節，普通病毒肺炎、細菌肺炎、流感患者和新型冠狀病毒患者混在一起，而用試劑盒確診的方式因為敏感度較高，必須檢測兩次才能有結果。
這樣一來，大量湧現的疑似病患的確診就需要更多時間和更多醫療程序。
這對醫療空間，人力和醫療資源都提出相當大的考驗。
“這也是現在武漢防控難度巨大的原因。
”王廣發對本刊記者說。
北京目前也麵臨著相似的挑戰。
因為本身醫療資源較強，加上2003年非典留下的經驗教訓，北京防控疫情的開局還不錯。
北京一家三甲醫院的呼吸科醫生林安告訴本刊：
“2019年12月下旬，當武漢疫情開始出現時，北京醫院就已經下達通知，提醒門急診相關科室注意篩查了。”
但1月29日衛健委公布的信息表明，疫情確實還在爬坡階段，北京本地二代病例呈上升趨勢。
為了避免2003年落地生根的悲劇再次發生，在短時間內沒有特效藥的情況下，打贏這場仗的最有力手段就是早發現，早隔離，盡量將疑似患者納入防控體係。
但北京的醫療資源是否有能力應對疫情爬坡期出現的更多疑似患者呢？
林安告訴本刊：
“目前在發熱門診，我們進行病人篩查時工作量就很大。
醫生需要花費時間、掰開揉碎地去詢問病人之前的經曆。
不止湖北了，如果他去過其他地區，也要掂量他在當地的那幾天裏，那裏的疫情到底算不算嚴重。
一些地區到底有沒有出現3代、4代的感染者並不是很明確，這就給判斷造成了困難。
”
林安所在的醫院，發熱門診隻有四個具備隔離條件的病房。他們進行流行病學史和臨床表現兩方麵的篩查後，如果仍然高度懷疑的病人，他們會向疾控中心申請來做試劑盒的檢測。檢測第一次為陰性的病人會在這裏隔離居住，等待第二次的檢測。衛健委已經向協和醫院、人民醫院等具備檢測條件的醫院下發試劑盒，林安的醫院也將很快獲得，這會加快確診的速度。這或許會增加確診速度，減輕隔離病房的壓力。
北京現有101家醫院設有發熱門診，各家麵臨的發熱病人的數量並不相同。在昌平區的一家醫院，發熱門診的隔離病房已經幾經擴大。“最開始是改造了腸道門診，後來由將一處臨時用房和一個體檢中心都改為隔離病房。隔離病房要求不能是是在主樓樓建築中，必須是獨棟建築，並且還要將病人單間隔離，不能兩位疑似病人混在一起。”醫院的一位醫生李恒告訴本刊。按照這樣的要求，經過收編改造，醫院才有了30多個隔離病床，現在已經是滿員狀態。
1月26日和1月27日，由北京出發了三支醫療隊伍奔赴武漢，全力投入防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戰役中。“國家隊”兩支，一支由在京委屬委管醫院的6家醫院組成，包括121名醫務人員；還有一支是兩家中醫院、共計40名中醫工作者組成的隊伍。另外一支則是12家市屬醫院的136位醫護人員組成的“北京隊”。這三支隊伍裏集結了北京20家三甲醫院急診、感染、重症、呼吸等領域的骨幹。
王廣發也告訴本刊記者，一旦確認痊愈出院後，他也很可能奔赴武漢，他所屬的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已經有個醫療隊在那裏了。一批醫療骨幹支援最前線，對打贏這場戰役固然是個好消息，但也給北京乃至所有支援“前線”的城市留下了一個問題：如何利用和重組好留在城市裏的醫生隊伍，應對疫情爬坡期？
林安告訴本刊記者，因為篩查病人的複雜性，前期負責篩查的醫生壓力比較大。
尤其這家醫院也是支援武漢“國家隊”的成員。
“醫院走了20個人。
除了13名護士之外，呼吸科抽調了一位主任醫師和兩位高年資主治醫師，外科監護室走了兩位副主任醫師和一位主治醫師，感染控製處還調走了一位。
考慮到一個科室隻有十三四個骨幹，並且可能還有第二輪支援，我們也麵臨人手上的緊張。”
而李恒所在的醫院也是北京市醫療隊成員，同樣承擔了支援武漢的任務。
一共派出11位醫生和護士，都是和這次疫情最直接相關的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感染性疾病科、重症醫學科、急診科、普內科等科室成員。
在30多張病床全滿的情況下，醫院的內科、外科、專科等部門都抽調出醫生，由感染科統一進行培訓，支援發熱門診的工作。
近日來，中日友好醫院、安貞醫院、軍區總醫院、中醫科學院望京醫院等都公開發布了向社會征集醫療物資的公告。
李恒告訴本刊，他所在醫院的物資已經統一管理起來，並不能像過去那樣按需領取。
“急診那邊N95口罩之前是每四個小時一領取，現在變成八小時領一次。
為了減少危險，醫務人員在N95外邊再加戴一個外科口罩，外科口罩保證四小時一換。
”
趙鵑是一家三甲醫院的物資對接人，她告訴本刊，醫院共派出10名醫護人員支援武漢，本著不能給當地再增加壓力的原則，援助人員帶走了一些防護物資滿足自用。
因為防護衣平時醫院用得少，本身倉庫存貨不多，這就成為了最“捉襟見肘”的消耗品。
“一套防護服並不是能夠穿著一天。
比如發熱門診一旦發現了高度疑似病例，醫生就需要換掉防護服，才能接診下一個病人。
並且中間休息時，醫生從發熱門診的汙染區回到清潔區，就要脫掉防護服，再進去要換新的，防護服都是一次性使用。
”
出勤救助一次患者之後，醫務人員讓同事用醫用酒精噴灑自己的目鏡，在物資緊張的情況下，盡量能多用幾次。（高星 攝）
趙鵑所在醫院目前的防護物資，隻能滿足急診、發熱門診的醫生進行裝備。
“但有的冠狀病毒感染者可能並不會發燒，測量體溫不能分診到發熱門診進行治療，所以像呼吸科、耳鼻喉科等一般門診的大夫也是暴露在危險之下。
”在趙鵑給本刊提供的每日物資消耗列表裏，如果要滿足全院相關科室的使用，防護服每天就需要300套，還有N95口罩500個，無菌手套8500隻等等。
像口罩這樣的防護用品都有保質期，平時購買渠道暢通時，醫院不會采購太多，所以存貨也不多。
趙鵑告訴本刊：
“現在醫院最缺乏的是防護衣，還剩下三十套，估計能堅持三四天。”
盡管還沒有公開發布求助公告，但趙鵑醫院的工作人員都紛紛在朋友圈裏向友人詢問，是否有物資援助的渠道。
1月28日，鍾南山接受新華社采訪時做出預測：
“疫情可能在一周或十天左右達到高峰，但不會大規模增加了。
”這個謹慎樂觀的消息，既代表著之前的強力防控措施開始發揮作用，也表明著“黎明前的黑暗”即將來臨——在1月底到2月初的這段時間，仍然是疫情的爬坡期。
（林安、李恒、趙鵑、李黎均為化名；實習記者張佳婧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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