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今天（1月31日）淩晨，世界衛生組織最終宣布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構成了國際關注的突發衛生事件。

在過去十年中，世衛組織這個世界最權威公共衛生機構組織的警告，僅僅宣布了5次：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2014年脊髓灰質炎疫情、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2015年至2016年寨卡病毒疫情、2018年至2019年剛果埃博拉疫情。

而且這5次宣告的間隔時間是越來越短，從最初的5年，到現在不到1年，這似乎說明著些什麼。

2020年的第一個月還沒有畫上句號，我們的生活就發生了這麼多的事情，龐大的信息流讓人們難以承受。很多人腦中不禁會有這樣一個疑問：為什麼我們沒能從之前的經曆中吸取教訓？

在人類和疾病抗爭的曆史上，流行病的爆發是注定會持續發生的事件。當我們在預測流行病大爆發時，問題不在於它是否發生，而在於它何時發生。在一次次的防控中，流行病還是一次次給人類打了個措手不及。

Netflix 最近播出一部係列紀錄片，講述了常年在第一線一直在進行傳染病流感研究的一線人士的故事，即便他們研究的流感並沒有像今天的新冠病毒一樣出現在網絡的頭條位置。他們依然在默默工作著，尋找在動物身上安然無恙，在人類社會卻造成大流行的病毒和細菌的細節。

從2014年到2016年，埃博拉病毒蔓延西非，大約有3-5萬人被感染。

要控製各種流行的傳染病，疾病控製工作人員和科研人員的策略會逐漸從被動轉向主動。這種行動就意味著，他們必須尋找病毒的源頭，不能等待它們傳染給人類。

目前已知的絕大多數病毒都是從野生動物傳播給家畜或某種中間宿主，再傳播給人類。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專家調查，一些疾病在傳播到人類身上時，就已經在動物身上出現了類似人的臨床表現。

在這種情況下，科研人員就得事先在野外動物的身上尋找這種病毒的行蹤，最近幾年，包括今年的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在內的病毒都被科研人員推測源自於蝙蝠體內。例如埃博拉病毒、冠狀病毒、非典以及中東呼吸綜合征，蝙蝠可以說是各種病毒的“存儲器”。

研究人員通常是穿著防護服和口罩全副武裝深入洞穴，然後拿著捕網，捕捉蝙蝠後進行血液采樣。通過這種方式，他們嚐試預測各種烈性流行疾病的傳播方向是什麼樣的。

比如一組研究人員在埃及的蝙蝠體內檢測到流感病毒樣本，那他們為了追蹤這些病毒在空間上的傳播方向，就會前往中東其他地區采集那裏的蝙蝠種群樣本，看是否有同樣樣本存在，這些調查活動往往都在一場大流行病發生前進行。

不僅僅是蝙蝠，野生的各種候鳥也是他們取樣的對象。因為候鳥動輒跨越半個地球的長距離遷徙，可能會將其他動物體內的病毒攜帶在自己身上。捕捉它們更是一件難如登天的事情。撒網抓鳥並非科研人員最擅長的，但對病毒的監控要求他們要進入漆黑的洞穴，深入寒冷的水中，一刻都不能停歇。

通過這些樣本的分析，至少可以讓人們在疾病到來之前擁有信息和數據來預測這些病毒在自然中的流行趨勢，讓人類社會做好準備。

在我們的常識中，人類食用動物的肉可能是獲得這些病毒的途徑之一，但事實上，在高溫烹煮下，病毒早已經在動物體內失去活性。真正會被感染的人，則是那些飼養和獵殺動物的人。

科研人員在采集野鴨等候鳥的樣本時，會招募一些獵人來協助采集。獵人們隻需要握著這些鴨子給科研人員取樣。他們會用拭子從鴨子的口腔和泄殖腔中獲取唾液和糞便，而獵人們也第一次接觸到活生生的生命在自己手中的感覺，但他們不知道的是，流行全球的禽流感等病毒，並非是從哪個養雞場出現的，可能是自己去野外打獵，拿起獵物時，靴子上不小心沾染上了血跡，然後進入自家雞舍，於是開始了禽流感的第一輪傳播。

科研人員無法提前預知這一切，這是他們和病毒之間的賽跑。科研人員和醫生們還要在頻繁的加班中度日，以至於最終都犧牲掉了個人生活。哪怕是最基層的醫生也是如此。

霍麗是一個小村莊的鄉村醫生，方圓好幾個村莊裏的病人都找她來看病。她值一次班需要不停工作72個小時，長時間的工作幾乎是一種身體上的折磨，如果沒有家人的支持，她是堅持不下來的。每次下班，她的丈夫就在病房等她，有時候丈夫都等到睡著，她才能回家。

這是霍麗醫生的第二次婚姻，她的第一段婚姻非常不順利，離婚更是糟糕，離婚後前夫依然糾纏她，那時她還是醫學院的一年級學生，有幾次上學時都是帶著前夫毆打她時身上的傷痕，這樣的生活也給她的信心帶來了很大的傷害。不過，她最終都堅持了過來。

除了霍麗醫生外，還有不少在防疫和醫療第一線的人們，麵臨著更困難甚至威脅生命的挑戰，他們麵臨的困難很多在我們看來都很難想象。

在非洲埃博拉病毒肆虐的疫區，醫生本應該是白衣天使和救命恩人，但襲擊和幹擾醫生和工作人員的事情卻經常發生。

2018年埃博拉病毒爆發時，世界衛生組織就從西非地區收到300多次針對醫療人員和醫療設施的暴力襲擊事件報告，這些事件造成6名醫生死亡，70多人受傷，而就在他們受到傷害的同時，肆虐的埃博拉病毒卻奪取了2200多人的生命。

根據報道，這些襲擊事件的背景是當地政府和國內叛亂團體之間的資源爭奪戰。叛亂團體認為政府將大量資金撥給醫務人員是浪費錢，散布謠言認為是西方白人和剛果政府發動的“合謀”，將他們製造的生化武器埃博拉病毒帶到非洲，目的是讓叛亂團體和窮人感染，最後消滅叛亂武裝。

一些武裝分子還肆意煽動不知情的民眾，進行各種抗議活動。很多醫務人員的主要工作地點位於疫區的農村地帶，而這裏也是武裝組織盤踞最廣的地區。

在那裏，醫生不是坐在急救車或是設施齊全的醫用車輛內，為了安全，他們隻能在裝甲車內工作，一麵要和致人死亡的病毒搏鬥，一麵還要防止暴徒奪取自己的生命，每天都要麵臨非常大的精神壓力。

而身在地球另一端的我們，在疫情爆發前，一些人卻沒多少危機感。

新聞裏，每天都會出現一些人硬要出門，出門還不戴口罩，依然繼續不健康的生活習慣，甚至生病都出門，認為自己隻是得了感冒。

這次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肺炎爆發，有網友建議將病毒命名為“野味肺炎”，先拋開這個名字是否正確和科學的討論，它其實已經從一個側麵反映出人類對過往痛苦經曆的習慣性遺忘問題。

1918年，全球爆發西班牙流感，在18個月時間裏，全世界的死亡人數超過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死亡總人數，達到了五千萬到一億人，傳播範圍達到了太平洋群島以及北極地區，平均致死率達到了2.5-5%。在1918年，全球人口總數才是18億人，而且那時的人口流動和現在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有人認為，近一百年人類社會和醫療技術的發展讓傳染病達到這個級別的致死率，看似不太可能，但病毒本身也在變異和進化當中。和1918年相比，現在地球上的人口增長了4倍多，如果西班牙流感發生在今天，可能會有2億人死亡，裹屍袋都可能會供不應求。

對流行病的不重視，源於人類對他人的忽視甚至冷漠，隻要病痛沒有發生在自己身上，完全可以在疫情過去之後，將流行疾病的痛苦和掙紮以及醫務人員的忙碌和犧牲拋到九霄雲外，而隔了幾年後，又是一股流行病悄然襲來，而此時的人們卻依然沉浸在過往戰勝疾病的自信情緒中。

一位曾經在第一線戰鬥過的醫療人士曾經這樣講：“雖然花大量時間和精力拯救了10個人，但失去1個生命的沮喪和悲傷，是用拯救10個人後的快樂也難以抵消的。”

散播在人群中不切實際的理論，以及虛偽的自信往往被當成和試驗論證的科學信息具有同樣的正確性，有些時候，這些理論還會壓製真正正確的理論和事實，在足夠多的人們的鼓吹和傳播下，獲得更多的傳播度和關注度。

那麼，下一場流行病到底什麼時候發生？

疾病生態學家奧利瓦爾接受英國廣播公司采訪時說：“我認為下一次大流行病很可能由一種新型病毒引起，如果你看看非典，這個21世紀的第一場流行病，在進入人們視野蔓延全球之前，是一種人類從未聽說過的病毒。所以還有很多病毒是我們從來沒有接觸過的。”

世界衛生組織曾經在2018年公布了8種可以導致大規模爆發的嚴重疾病，除了SARS、埃博拉和寨卡病毒外，這個名單裏還設定了一個叫“X疾病”的未知流行病。世衛聲稱之所以將這種未知疾病加入，是要讓大家為這種可能會出現的疾病做好足夠準備。

在全球變暖、環境汙染的背景下，更劇烈的病毒變異可能性也越來越大。專家擔心在未來還會出現一種流感，感染率比H1N1流感的20%更高。

2018年，比爾·蓋茨曾警告說，下一次大流行病可能是我們從未見過的傳染病。他建議我們像應對一場戰爭一樣，為其出現做好準備，他說：

“很多人醫務人員將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了流行病控製和預防的事業當中，但最大的風險是，麵對流行病，普通人從來都沒有準備好。”

你準備好了嗎？

編輯： Sebast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