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釗猷 院士

在2015年中華醫學會腫瘤學分會年會暨第二屆中華長城-東方腫瘤高峰論壇上，湯釗猷院士對有“中國特色的醫學”的定義是，“多快好省地治療病人，有原創的理論與技術，中西結合，辯證思維;有崇高的醫學人員形象”。他開宗明義地指出，發展有中國特色的醫學關鍵是“加強軟實力的建設”，盡管其涉及內容廣泛，但有4個要素不可或缺：曆史使命、逆向思維、中國元素、兩腿走路。對於“曆史使命”，湯院士解釋，臨床醫生有3個不同層次的目標，學習引進、開展研究、新的思維，而作為最高層次的新思維，即是我們曆史使命――用中國特色醫學貢獻世界。實現這一目標，首先要做到學習與質疑結合，敢於逆向思維，湯院士將自己團隊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的兩項課題皆歸功於這一思維方式的運用;而中國元素的核心是“符合國情”和“中國思維”，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貫徹的我國主要癌症(肝癌、胃癌、食管癌)預防為主的應對模式以及基礎、臨床、現場“三結合”的研究經驗，就是這一元素的很好實踐。“關鍵是從實際需求出發，注重實效;‘兩腿走路’一方麵是指宏觀與微觀的結合，另一方麵是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湯院士強調。

最後，湯院士以一幅親筆題字與連綿群山中的璀璨朝霞攝影作品結束了自己演講，“人的一生不在於做了幾件事，而在於做成了幾件事，”他說，“(以此)預祝大家在發展有中國特色醫學中作出更大的貢獻!詳情

丁健 院士

2015年中華醫學會腫瘤學分會年會暨第二屆中華長城-東方腫瘤高峰論壇上，丁健院士介紹了精準醫療時代的抗腫瘤新藥研發情況。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今年年初的國情谘文使“精準醫療”成為2015年醫藥領域的“熱詞”。丁健院士介紹，盡管有失偏頗，但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主任柯林斯(Collins)對精準醫療核心內容的注釋是開展個性化藥物研究，實現藥物針對特定疾病亞型的精準化，其成果出口和實現手段是針對特定疾病亞型的精準化藥物(個性化藥物)。

腫瘤高度異質性的特征決定了精準醫療的重要性，以非小細胞肺癌(NSCLC)為例，腺癌的分子分型已經達到15種以上;而作為TCGA數據的一部分，胃癌也可以被細分為4個分子分型並對應相應的靶向藥物/靶點治療。然而，丁健院士認為，盡管這一理念非常理想，但是現有的資源仍難以滿足需求，臨床實踐中仍存在有限的治療有效率以及高發的耐藥率等問題。

為了切實實現腫瘤治療的精準化，在抗腫瘤新藥的研發中，不但療效預測標誌物(predictivebiomarker)必不可少，療效監控標誌物(responsebiomarker)也不容忽視，後者的用途是盡早明確療效，避免不敏感人群的無效給藥，監控耐藥發生，輔助聯合用藥策略的選擇，最終起到引導臨床決策的作用。

結合實際，丁健院士介紹了其團隊的藥物研發策略以及正在與國外製藥企業聯合開發的高選擇性抗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受體(FGFR)與抗血管雙重機製的酪氨酸激酶抑製劑(TKI)lucitanib的開發理念以及臨床研究結果。在歐洲進行的初期研究的效果顯著，於中國開展的研究也正在穩步推進。詳情

王紅陽 院士

在2015年中華醫學會腫瘤學分會年會暨第二屆中華長城-東方腫瘤高峰論壇上，王紅陽院士做了。做了主題報告：代謝異常與腫瘤。去年2月，DNA雙螺旋結構的發明者，諾貝爾獎得主沃森(JamesD.Watson)博士在《柳葉刀》(Lancet)雜誌上發文，提出了2型糖尿病發病機製的新假說(Type2diabetesasaredoxdisease)，他認為，與細胞內過度氧化反應引起炎症導致β細胞死亡的傳統觀念相反，2型糖尿病患者的胰腺組織中的炎症是由於生物學氧化劑(ROS)的缺乏而非過量。而他同時也將這一假說推廣至不可治愈的晚期癌症成因，認為抗氧化劑在晚期癌症中實際加速了癌症的進程。

在報告中，王紅陽院士以此理論為“引子”，結合其團隊的係列研究，分析了糖尿病與肝癌的相關性。研究顯示，糖尿病是肝癌的危險因素之一，而使用二甲雙胍(針對AMPK通路)降糖治療的患者風險降低，提示糖代謝紊亂與肝癌發生發展存在內在聯係，探索其背後的原因，王紅陽院士的團隊發現，磷酸化AMPK(pAMPK)在肝癌中與預後相關，水平越低則預後越差，因此這也為後期發現治療劑量的二甲雙胍可以抑製肝癌細胞惡性生長並增加其對化療藥物的敏感性，提供了理論依據。

此外，王紅陽院士團隊在非酒精性肝硬化(NAFLD)與肝癌、腸道穩態與肝癌等領域的研究也碩果頗豐。

在總結中，王紅陽院士對於腫瘤的早期預防、早期診斷給予了特別的強調，她認為，在惡性腫瘤的防治中，不但人們的健康觀念、治療理念需要前移，醫學科學研究的重心，甚至研究的層次也應該隨之前移。在肝癌領域，拓展的思路必不可少，既要重視病毒性肝炎相關肝癌的早診早治，又要關注代謝異常、腸道菌群、炎症微環境等新的研究領域。總之，挑戰腫瘤，需要新思路、新策略和新技術。詳情

楊勝利 院士

在2015年中華醫學會腫瘤學分會年會暨第二屆中華長城-東方腫瘤高峰論壇上，楊勝利院士做了主題彙報：基於大數據的智慧醫學。大數據”領域原來是為天文學家和高能物理學家獨占，而隨著人類基因組計劃的推進以及高通量測序技術的發展，生命科學領域的學者也不可避免地被“拽入”了“大數據俱樂部”，楊勝利院士介紹，在一篇發表於《自然》(Nature)雜誌的評論文章中，作者不無擔憂地預測，“他們(醫學科學工作者)將開始與大量的數據集合‘搏鬥’了……”。

如何在大數據的“一團亂麻”中條分縷析，形成真正有價值的內容，從而實現向智慧醫學(SmartMedicine)的轉化?楊勝利院士提出如下4步：首先是數據產生的標準化和數字化;之後是數據的解析，形成知識;第三，進行模擬和數學建模，將數據轉化到臨床層麵;最後成為精準的和智慧的行動。

以虛擬現實(virtualreality，VR)為例，VR是近年來出現的高新技術，利用電腦模擬產生一個三維空間的虛擬世界，提供使用者關於視覺、聽覺、觸覺等感官模擬，目前在臨床中多用於外科手術的訓練，但是未來隨著大數據的發展，會得到越來越多的應用，例如，一項計算機模擬的虛擬肝髒項目正在評估中，研究者們希望藉此在藥物研發階段就能準確判斷藥物的肝髒毒性。詳情

樊代明 院士

在2015年中華醫學會腫瘤學分會年會暨第二屆中華長城-東方腫瘤高峰論壇上，樊代明院士從多層麵探討了他對腫瘤研究本質的再思考。

首先，“腫瘤危害，一個不得不麵對的問題”。惡性腫瘤已經逐漸成為危害人類健康的首要問題，麵對各國政府在腫瘤研究中的巨大投入以及腫瘤總體死亡率高居不下的現狀，有效的解決方案迫在眉睫。

由此，樊代明院士提出“腫瘤研究，一個要不要反思的問題”。百年來，腫瘤研究從宏觀到微觀不斷深入，絕大多數研究在細胞層麵進行，大量分子被發現，但仍難以解釋腫瘤的發生發展機理，並最終轉化為有效的治療方式。

如何有效治療腫瘤，樊代明院士對當下常被提及的“分子標誌物”的說法並不十分讚同，而是提出，“腫瘤發生演變的關鍵分子事件(CAKME)”的概念。他認為，CAKME是解決腫瘤臨床難題的核心問題，通過闡明分子網絡調控機理，可以導向新分子靶標和新標誌物的發現。

最後，樊代明院士再次提出了“整體調控”的問題，惡性腫瘤不是單分子、單細胞或獨立器官的問題，腫瘤研究亟需新的策略，應該從腫瘤局部與機體整體的相互影響來“整合”研究，從分子、細胞層麵的研究再次回歸人體整體層麵研究。詳情

聞玉梅 院士

在2015年中華醫學會腫瘤學分會年會暨第二屆中華長城-東方腫瘤高峰論壇上，聞玉梅院士將腫瘤的抗病因治療與免疫治療之間的關係，形象地比喻成治療腫瘤患者的“兩隻手”――抗病因治療是包括藥物、手術、放療技術在內的、針對腫瘤細胞的直接治療;免疫治療，是通過激活或抑製患者自身的免疫應答，或通過對免疫網絡的調控，或通過補充需要的免疫因子，或調節微環境，達到平衡或再平衡患者的應答。“‘兩隻手’要相互聯係、相互依存。兩者是序貫還是協同治療，需要根據個體設計。”

盡管近年來腫瘤免疫治療的各分支都發展迅速，但是諸多難點和挑戰仍不容忽視。作為免疫學及治療性疫苗領域的知名學者，聞玉梅院士對腫瘤免疫治療的前景歸納如下：免疫治療需要組學與大數據和大規模生物樣本庫的資料分析，揭示不同患者的免疫應答差異;不同製品的規範化(療程、計量、療效評價標準)有待確立;總之，免疫治療作為一個整體，尚待被醫學界及社會所認識與理解。詳情